“中午1点半，经国先生来寓，董显光同来共午餐后，同去看建地。下午3点，刘家同陆根记谈好，星期四房子开工。——1960年11月1日”
1960年，张学良携赵一荻回到台北定居。7月，“决定购地建房”。8月31日，经过测量，土地为1200余坪（相当于4000平方米），“地价十分公道”，报告蒋经国后，“同意该地，嘱余进行”。交了地价款，请来了陆根记的工程师设计图纸。这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北建设属于自己的第一家。
12月31日，张学良、赵一荻等人到建房地山上野餐，站在那里，能看到他们将来的“新居”。明天，又一年将来临。这一年，应该是崭新的吧。
与这一年呈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在台湾的10多个春秋，则幽暗无比。那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一段与世隔绝的山居岁月。这段岁月，他们有着落脚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却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可以自由呼吸这世界上的空气，但却不能自由放飞自己的心灵和身体。见证着这样艰难处境的，乃这样一个地名：井上温泉。
时间回溯到1946年11月1日，此时已被蒋介石秘密关押在重庆松林坡公馆的张学良、赵一荻被告知，第二天动身，飞机已安排好了。他们被折腾得久了，此前，他们的囚禁地是贵州桐梓。只是他们没料到，这次一别，却是远离内地，永无归期。
从日记记载中可以看出，张学良、赵一荻是在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湾，无奈忿懑之情，跃然纸上。下飞机，再经新竹，于11月3日下午13时左右，抵达井上温泉。
张学良住在井上温泉的一栋平房里，该平房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远离尘嚣，隐于青山绿水之间，周围散居着台湾山地居民，即现称为“高山族”同胞。不过，因了多年的迁徙生活，张学良能够很快适应这一变化。
很快，台湾在1947年爆发的“2·28”事件，让张学良、赵一荻还没“平静”几天的山中生活，受到不小的“冲击”。这起由台北专卖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烟贩所引发的事件，引爆岛内民众对国民dang统治的不满，最终波及全岛。而台湾的大部分地区仅靠警察维持，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从各种事态以及身边看管人员刘乙光的表现，张学良似乎从中嗅到了什么……毕竟行伍出身，张学良后来对人讲述这次经历时说过，一旦到了最坏结果，他准备抢枪……
其实对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他们真正最坏的结果，就是自由的丧失。张治中曾在1947年的10月，因了一次偶然机会见到张学良。为此，蒋介石还把刘乙光找去，态度严厉：“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从1948年开始，对张学良的“管束”更加严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再无任何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音讯，也无人再敢未经批准前去探访。不过，宋美龄同时也将刘乙光召去，询问张学良的近况，要求对张、赵的生活给予更多关照。
在1946年到1960年的温泉幽居岁月中，由于囚禁于井上温泉已被外界知晓，为“安全”故，在1949年2月初，张学良与赵一荻曾被紧急转移高雄，与外界隔绝。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自此，海峡两岸形成对峙，来往断绝。在数十年间，张学良、赵一荻的音讯都如石沉大海。如今才得知，在高雄待了近一年之后，由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消息是：高雄要塞已成为“共军”空袭的目标——再次为“安全”起见，张学良、赵一荻定于1月27日返回井上温泉。
因为有宋美龄的关照，刘乙光有时在“张副司令”面前像是少将“勤务兵”，充当信使或安排出游，解决出现的问题，闲来无事也陪“副司令”聊天解闷。但刘乙光执行蒋介石的“管束”命令时，他又会以职业看守的面孔出现，要求“副司令”必须这么做，去完成“上峰”指令。他不仅给张学良带回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的，而且还传达蒋“总统”指示，说蒋“总统”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dang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复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另外，张学良的日记，从1957年始，也开始出现两个版本：一本是给自己写的，一本是给蒋介石写的。
1958年，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11月23日下午17时左右，在大溪，张学良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总统你老了！”“你头秃了。”寒暄过后，两人“相对小为沉默”。
时间一晃，就是20多年。往事如烟，恩仇纠缠……当“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再次见面时，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而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将军，却于1949年10月，葬身在重庆松林坡公馆。杨将军一踏进馆内，身后就传来儿子拯中的惨叫声，等他急转身去，特务的利刃便扎进他的腹腔……在掩埋时，特务还在杨将军的脸上淋上镪水。
这一幕，幽禁之中的张学良，很久以后方才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