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gong传奇特工钱壮飞的失踪之谜
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
1931年4月，长期负责中gong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欲将中gong中央机密全部供出。在国民dang情报部门卧底的钱壮飞及时将此消息报告给了中gong中央，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因此，钱壮飞被周恩来誉为我dang情报工作战线上的“龙潭三杰”之一。
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长征，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1935年3月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南渡乌江时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但其究竟是如何牺牲的则说法不一。
钱壮飞牺牲情况的几种说法
骑马堕江说。据金沙县群众回忆，当年在国民dang军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2006年3月31日，有记者称在后山乡幸福村采访到91岁的彭桂荣，说彭桂荣当年见过钱壮飞最后一面。71年前的4月1日上午11时许，一位身材瘦弱的红军牵着白马，来到幸福村的岩口。彭桂荣说：“他想让我给他做点儿饭。我看他有病在身，就给他做了四个荷包蛋。他很感动，拿出一把菜刀送我。”
与部队失去联系遇难说。持此说的又有金沙和息烽两地之说。
一、据金沙县dang史部门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天快黑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请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遂生歹意。行至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
二、息烽县dang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无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里长陈玉顺去索要。此事后被国民dang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无良坑中摔死。
国民dang飞机轰炸时因救战友遇难说。张西廷在有关钱壮飞的传记《虎穴利剑》中描述：1935年3月31日，在息烽县流长乡，钱壮飞为掩护战友，被国民dang军飞机击中牺牲。
钱壮飞各种遇难说的疑点
通过查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各类文章，本人认为以上各说均有较多疑点：
骑马堕江说疑点。
钱壮飞在长征中配有骡马一匹，但因总参谋部二局设备过多，他从未骑过。即便有马可骑，由于他近视，戴有眼镜，并且此地地势险峻，在沙土、后山、安底一带数百里的地方都是峡谷地带，峡长80多公里，包括玉龙峡、炼鹰峡、赤壁峡、叠翠峡、猴愁峡、凝碧峡、玉泉峡，峡谷沿岸巨崖高耸，江面或窄或宽，总称“乌江七峡”。在此地骑马几乎不可能。再说他的马也不是白马，骑马堕江说不大可能。并且后山离红军所过渡口不到两公里，前面红军渡过乌江不会很快，无线电营设备较重，山路难走，速度不会太快，况且无线电营都是跟先头部队走，当译出敌情时有利于通知后面部队。据老红军吕黎平回忆四渡赤水时的情况说，长征中担任红军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至于71年后有记者采访彭桂荣说他遇到一个有病红军，给红军做了四个荷包蛋，该红军拿出一把菜刀相赠，并不能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金沙遇难说疑点。
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24小时收报、译报。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
息烽遇难说疑点。
在此说中，时间上有可能。国民dang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因带领反动武装大量杀害红军流散人员，解放初即被镇压。当时曾有一名自称夏树云的红军战士，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息烽县dang史办称，曾找到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有关人员拿着钱壮飞的照片让宋辨认，宋认为，照片之人就是当年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的那位掉队红军。但中央dang史研究部门认为，几十年过去，单凭记忆来辨识照片，证据不够充分。显然，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的就是钱壮飞。
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的无良坑离流长仅有三四里，红一方面军曾驻流长，一路上不会没有红军往来。且从无良坑的地理位置来看，已经超过当时红军宿营地流长。在流长宿营的时候，有关人员应该知道钱壮飞未到，他也不可能跑到前面去。
关于国民dang飞机轰炸时因救战友遇难说疑点。
此说明显不符历史情况，因为在流长没有被飞机轰炸的记录。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间，在息烽境内仅有两地遭飞机轰炸记录，并无流长。
钱壮飞牺牲情况的考证
本人认为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193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dang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1935年3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3月31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红三军团于4月1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而此时，毛泽东、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4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4月1日11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15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dang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这就是3月31日至4月2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钱壮飞牺牲的几种可能性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935年4月1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之间。4月1日11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dang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4月1日11时左右。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1935年4月1日11时左右，一次是4月1日15时左右。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4月1日上午11时左右。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相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空袭的时间也是4月1日11时左右。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这个地方正是翻过大岩头的一段路，而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因为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西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的，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西望山的左面经流长到扎佐的，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九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达扎佐的。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但是，当天15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
笔者就出生于九庄镇，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对这里的历史较为熟悉。从小学四年级起(当时称高小)，每年都要到烈士墓扫墓。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每次扫墓都要请当年的老红军来讲革命史。据老红军讲，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我们每年扫墓时也就分三个地方，四、五、六年级各一个地方。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笔者在读高小期间在三个地方都参加过祭奠，但有一处红军无名首长墓在学生时代没有去过。当时我们都知道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要去一处单独埋葬的红军首长墓祭奠。后来，笔者在九庄镇小学代课时，参加教师扫墓时才去过一次。因此，即便是当时的学生，大多数也未必记得起这个细节。正当笔者担心自己的说法恐是孤证时，2006年12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1968年左右，笔者参加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笔者参加的是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的那个，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
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当夜，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dang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4月1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然而，据dang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从11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
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王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