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携粮参加奥运 卖余粮凑钱回国
第14届伦敦奥运会开幕，中国代表团由足球队领队容启兆率领，进入伦敦主运动场，篮球队员黄天锡举旗。
1948年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此时的伦敦，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物资缺乏，物价昂贵，中国代表团只得从国内运去大米、蔬菜、榨菜、腐乳、酱菜等生活必需品。
1948年伦敦第14届奥运会
举办时间：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
参赛人数：59个奥委会成员国和地区；4104名运动员（390名女选手，3714名男选手）
赛会设项：17个大项，136个小项
奥运里程碑：本届奥运会首次通过电视进行了转播，尽管在英国实际上很少人有自己的电视机。另外，女子赛艇项目首次成为奥运会列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废待兴，战争留下的创伤一时难以抚平。二战期间，伦敦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满目疮痍。若在战争废墟上办奥运会，难度极大，但国际奥委会还是选择了伦敦。
去伦敦之前，中国代表团成员举行宣誓仪式。
随后，伦敦奥组委马上开始考虑几千名参赛选手的住宿问题。而在万里之遥，接到参加奥运会邀请的中国，却在为几十名选手的参赛费用焦头烂额。此时，蒋家王朝尚处于苟延残喘之际，再加上忙于内战导致“囊中羞涩”，面对奥运代表团，他们连续第三次（此前为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及1936年柏林奥运会）扎紧了“钱袋子”。
四个月磨到2.5万美元
1947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接到了伦敦的邀请后，决定于当年10月举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以便挑选队员。此时，内战似乎压倒了一切。于是，等到10月，全运会还是没有举行。选拔运动员的事情不得不搁浅。说到底，还是被筹钱问题耽误了。没有钱，就算把运动员都选拔上，怎么去伦敦呢？
按预算，到伦敦参加奥运会，全团需要15万美元，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与张伯苓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放下颜面，多次到政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项“游说”工作始于2月，止于6月，整整4个月，终于从政府磨到2.5万美元。为此，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忙得不亦乐乎，从申请到拿钱，他奔走于各衙门达41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趟。1948年中国携粮参加奥运 卖余粮凑钱回国
参加1948年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合影
富商支付足球队船票
还差10多万美元，怎么办？这时，“趁火打劫”的“财神爷”来了。香港有个富商，名叫胡文虎，因为喜欢足球，他自己养着一支足球队，名为星岛队。他让儿子胡好找到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提出愿意支付足球队参赛费用，但条件颇为苛刻——必须选拔星岛队12名球员进入国家队，并参加奥运会比赛。当时，足球队一共只能报18名球员参赛，这岂不是让星岛队升格为国家队吗？这个要求当即遭到拒绝，胡好则当即表示：要钱，没有。
王正廷听说此事后，凭借其在中国体育界的声望（王正廷为第一个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致电胡文虎。胡文虎表示，只能支付足球队出国的船票，前提为让想借机出国游览的胡好担任足球队顾问。为了钱，王正廷无奈答应了这个要求。
因为经费问题，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大幅缩减，因篮球及足球较有实力，而且也有一定名额，因此其他运动队的名额尽量缩减。选出来的选手为田径4人、游泳1人、自行车1人、足球队18人、篮球队10人。其中自行车选手何浩华还是旅居荷兰的华侨，直接从荷兰到伦敦参赛。自备大米蔬菜去伦敦
1948年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此时的伦敦，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物资缺乏，物价昂贵，中国代表团只得从国内运去大米、蔬菜、榨菜、腐乳、酱菜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付不起奥运村的租金，全团只得寄宿在伦敦当地一所小学里，以教室为宿舍。如果运气好，组委会偶尔会给队员配发少量肉类、
奥运之旅止步于初赛
伦敦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均在初赛被淘汰。
1948年8月12日，英国《镜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的人手执白色大旗，大旗上的五环，竟被作者画成了鸭蛋状。“鸭蛋”下则写着1932、1936、1948的字样，很明显，这是讽刺中国奥运代表团参加三届奥运会，均是以“零”告终。
卖掉余粮后凑钱回国
1948年8月15日，全部赛程结束，代表团没钱买回程机票，滞留在伦敦。最后，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向在美国纽约的另一位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孔祥熙求援，孔祥熙汇款3000美元，再加上借来的钱，并把剩余的粮食卖掉，王正廷个人又贴了点，才勉强凑足机票钱，代表团得以回国，结束了一次艰苦不堪的奥运之旅。
奥运会上，长跑运动员楼文敖让大家惊喜了一场，而且，楼文敖竟然还是聋哑人。
在8月8日开始的马拉松比赛中，按照教练的布置，比赛一开始，楼文敖就处于第一集团。1万米后，主体育场的广播中传来楼文敖仍处于第二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官员欢呼雀跃，他们盘算着：也许，中国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将由聋哑运动员楼文敖来完成。
跑完20公里，楼文敖还是第二。20公里之后，广播里再也没有传来楼文敖的消息——此时的楼文敖已是强弩之末，他的速度越来越慢，从慢跑到步行，直至孤单地站在伦敦的街道上。
当楼文敖坐着收容车回到主体育场时，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们已在此焦急地等候多时。“亲人”相见，几个魁梧的汉子抱头痛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