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涛得知自己当选了第十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正在俄罗斯。她很惶恐,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广电总局一共就两个代表名额,怎么自己就当选了?
她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历炼,早已让人相信,她不再只是个单纯的主持人,而是可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了,这是她不经意间的一种成功。
当年,她离开《综艺大观》,很多人都觉得她疯了。《综艺大观》当时是央视收视率最高、关注度最高的栏目,离开这么好的平台,主动把当家花旦的位置让出来,不是疯了是什么?但周涛不这么认为,“佛家说要‘舍得’,没有说‘得舍’,所以先舍而后得,不放弃一些东西,就很难有新的收获。”
在做了好多年的大牌主持后,去重新做一个新栏目,能不能播出不知道,在什么时段播出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台里没有一个成熟的编导愿意跟着她一起干,大家认可的周涛是那个在镜头前大方得体、掌控自如的主持人,不相信她可以自己策划、组织、做起一个栏目来。
怎么办?先自己干出个雏形来!有一次,她为了做一个样片,台里没有批出钱来,就自己拿出钱,去山西的高平采访一位盲人。带了一名男编导和一名男摄影随行,这两人却都不会开车。800公里的路程,她一个人连轴开了十二个小时才到,可刚刚采访到一半,主任却来电话召唤她回去,说有一个重大活动必须让她回去主持。周涛说能不能换个人?主任说,不行,你必须回来,你的栏目还没有立项,只能算是你个人的事情,而这个节目是重大活动,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所以你必须回来主持。周涛只好匆匆结束了工作往回赶。因为过度疲劳,上高速时还上错方向,差点开到了秦皇岛,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才到北京,“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危险,但那个时候好像就特别有干劲,不计较困难与付出。”
她的栏目叫《真情无限》,刚开始她自己戏谑叫《子午真情无限》,因为首播是中午十一点半,重播是晚上十一点半,不是吃饭时间就是睡觉时间。直到半年后,在同时间段里收视率最高,才被调到了周四的晚上,后来又调到了周末晚上黄金档,周涛很骄傲地说:“并没有因为我是个名主持就给我很好的时间段,而是拿收视数据来说话。”
这个节目做了五年后,奥组委邀请周涛加盟,她欣然前往。“因为我有奥运情结,而且又喜欢挑战和变化。”
从奥组委归来,周涛担任了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中心的副主任,她不承认自己已完全转岗:“因为我并没有抛弃原来的专业与岗位。主持工作我还在做,只是量上在减少。”
周涛对自己目前的状态非常满意。她说:“我希望生命更加丰富和有趣。所以职场中,我更看重个性的发挥,能力的拓展。所谓的知名度、掌声和喝彩是观众对我努力工作的认可与回报,我珍惜这一切!但这些是激励,而不应成为牵绊。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欣赏背包客那份轻装前进的洒脱。当然,假如回头看去,多岗位的实践非常重要,因为单纯的主持人难以介入多层面的管理工作。”
周涛很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始至终,总在生活还没来得及给她下挑战书时,便寻找新的起点,然后在不断的变化中衍生激情与进步。
再忙也要有雷打不动的家庭时间
跟周涛聊天,好像汩汩涌出的都是正能量,让旁边的人心底里也阳光灿烂一片。谈到孩子和家庭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更加洋溢。“双休日,我基本都在家看孩子。在朋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一般这两天不约我外出。应酬我一般安排到中午,晚上要回家陪孩子。我们的吃饭时间坚决不看电视,这是我们家的谈话时间。”
周涛的童年记忆,妈妈总是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她,那时候就想长大了千万不要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人,但是不知不觉就成为了像妈妈那样的人,经常忙得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但正因为有小时候的记忆,所以我更懂得如何去弥补这些缺陷。”
每天晚上,周涛雷打不动地陪孩子练毛笔字,临帖一篇,十二个字,然后母女俩比赛,谁写得好就给谁一个奖励。母女俩还背诗词比赛。在她的带动下,从岳飞的《满江红》,到李煜的《虞美人》;从李白的《将进酒》,到古乐府的《木兰辞》,女儿都能够信手拈来,琅琅上口。传统的经典可以塑造一个女孩子很好的气质,周涛深信这一点。
“我对女儿的未来没有很高的期许,但是我告诉她一个目标底线: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不会骄宠她。”女儿学钢琴学了一学期,特别想买架钢琴,周涛不同意,“不能让她想要什么就马上满足啊。”她对女儿说:“给你一星期的考虑时间,一旦买了就要学下去,因为钢琴实在太贵了,买了不学就是浪费。”果然,后来女儿就不怎么喜欢钢琴了,周涛就告诉女儿,这个钢琴是你当时坚持要买的,除非这个钢琴现在有别人愿意买,否则你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段时间,女儿每天放学回家就问:“妈妈,钢琴有人要买了吗?”通过这件事,女儿学会了很自制,“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她建立一种好的人生态度。人就像一个水缸,不是装满这种水就是装满那种水。”
相比周涛,周涛的先生更顾家,“我是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很多事情交给阿姨我会很放心,但他很细致,很多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我们俩的性格刚好互补。”
对于传说中她嫁了一大户,周涛说那些报道完全不负责任。在当初追她的男生当中,她的先生不是最有钱的那个,但却是令她最有安全感的那个。“女孩子们挑选对象的时候,一定不是物质才是最重要的,纯物质化的生活并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幸福。”
今后,我要重视自己的“女性意识”
周涛接受采访的前一周,去了湖北的武汉市、宣都市、鄂州市,调查城乡低保面临的问题。而采访前一天,刚好是教师节,她和董卿去了北京市西城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雷锋希望小学,给孩子们带去了钱和物。她几乎每周去看望福利院的孩子们,坚持得很好。
“我很愿意为公益多做些事情,今后,我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失学女童和贫困母亲身上,履行好自己作为妇女代表的职责。”
周涛惭愧地说,自己的性别意识还远远不够。最近电视台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有人提意见,应该给哺乳期的女职工开一个“妈妈室”。“妈妈室”马上就开起来了,里面有冰箱,沙发,想起当初自己哺乳期上班,得躲到厕所里去挤奶,却从来都没觉得那是组织应该照顾的事儿。“我相信很多女性跟我一样,自己有哪些权益都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