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夫人：我们的爱情从“娃娃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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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与“童养媳”夫人的至爱真情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gong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gong“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dang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gong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中gong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当场被捕，被巡警用手铐铐在一起。
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gongdang史上一桩大事——中gong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
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截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则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各秘密机关的所在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dang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dang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dang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生活在一起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陈琮英这样回忆：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里十二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dang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dang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dang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共dang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旧金山的《星岛日报》上……
文章摘自《出没风波里》 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