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早拍过《理智与情感》，原著简奥斯汀的小说既不浪漫，也不意识流，讲的就是如何把女人嫁掉。为何想要改编这么女人的小说？
李安：我动了改编念头并非因为是名著，而是受到它的启发。这是简奥斯汀19岁时写的第一部小说，写得并不成熟。女主角艾玛·汤普森同时也是一名很出色的编剧，她将奥斯汀延伸得很到位，还能把原著的言外之意挖出来，所以我敢说电影比小说完整。这是我第一部英文电影，当时还在英国进修了六个月，慢慢进入那个世界才把它拍出来。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受雇去导演电影，因此虽然对于电影皆大欢喜的结尾不满意也无法改变，如果是现在我一定跟他们拼了，拍出原著结局惆怅的调子。当然，我其实觉得制片方选择我导演这部片子还蛮有眼光的，他们可能是从《喜宴》和《饮食男女》中看出了我的两面性，和简奥斯汀文字中悲喜交集的气质是接近的。也许在社会讽刺、态度喜剧这些领域，我是天生擅长的。
除《理智与情感》外，张爱玲《色戒》和你当年编剧的《少女小渔》也都是女性题材，为什么？
李安：我自己也很困惑，为什么拍女性就卖座，拍男性就是讲同性恋的卖座。可能我这个人男子气概比较不够，我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像吴宇森一样，拍一部男人看得也很过瘾的作品，但就算我拍《绿巨人》居然也是女性观众多。最早拍《喜宴》和《推手》都是描述父子关系，在台湾观众八成都是女性，她们在我的父子关系里看到了什么我真是不晓得；《卧虎藏龙》是我第一次拍武打片，结果也是女人在打；《色戒》在台北首映后，发行方去厕所偷听，结果男厕所鸦雀无声，女厕所热闹地像有几千只麻雀。当然，女性视角我本身也特别喜欢，因为她们的力道是微弱但是强烈的。这可能和我人生经历有关，从小瘦弱，在美国又是弱势，我太太也常觉得我啰嗦骂我“妇人”。可能关于怎么发挥微弱的力量，我比较会使力。
以《色戒》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东西，我最早看的时候非常愤怒，觉得张爱玲怎么会写这种东西，但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抗拒不了。后来一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我感觉权力来了，就赶紧开拍。它是用女人性心理去解构一个父系社会最荣耀最神圣的事情——抗战，仿佛抽掉一个小女人这个微弱的铆钉，整个父系社会架构就被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