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公元7～10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唐代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题材广泛，数量巨大，风格多样，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据《全唐诗》载，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诗人二千三百多位。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而且还涌现出了大量诗歌艺术天才。除李白、杜甫这两个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也无一不是开宗立派、具有一定独创风格的大家。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和质量极高、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共同铸就了唐代诗坛争奇斗艳、百花竞放的伟观。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其次在散文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发起的“变骈为散”的古文运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在继承前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道结合”等一整套古文理论，并得到李观、樊宗师、李汉、李翱、皇甫?、沈亚之、孙樵等人的响应，进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唐代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新时代。他们在实践中写出了众多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一类散文，完成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创立了一种自然质朴、畅达明朗、精粹凝练、不拘格式的新型古文。唐代的古文运动不但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拓展，而且还为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与方向。
再次是小说方面。在唐代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中，传奇小说也曾散发出诱人的芬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内容上，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艺术上，由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略语轶事发展到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李娃传》《莺莺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红线传》《虬髯客传》等都是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唐传奇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还与唐诗一样被誉为“一代之奇”而影响后世。
?另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没有的新兴的文学样式。如变文是唐代出现的一种通俗讲唱文学样式，是后代说唱文学的源头；词虽萌芽于隋，但到唐代时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出现了众多的民间曲子词和文人词。变文的产生与词的广泛流传，既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使唐代文学呈现出百花竞放、争艳斗丽的繁荣景象。
正如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所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唐代是一个如日方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因而也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条件。经济的繁荣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的稳定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的，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汲取了隋二世而亡的教训，认识到了“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的道理，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促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并适当减轻其负担，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建立各种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节用慎刑，纳谏任贤，使唐代出现了自太宗到玄宗一百二十多年的安定时期。社会安定为经济繁荣铺平了道路，经济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安定，终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统治者有了致力于文治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可能，同时也为更多士人步入文坛创造了必要条件；封建国家的统一，既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为创作的繁荣营造了良好氛围。
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是唐代文学形成繁荣局面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唐人赋诗作文一般都敢于正视现实，直言不讳，故有唐一代批评朝政和揭露时弊的诗歌、章疏甚多，这一切，无不建立在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基础上，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中的话可以说是对这一情况的诠注：“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不以为罪。”儒、释、道并行，但唐代统治者对其矛盾冲突采取折中态度，不加干预，这样，既使传统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也使儒、释、道各家思想得到活跃与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再加上佛经的翻译、传播和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摄取而不推拒，不但对启迪人们的心智、开阔人们的眼界、活跃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对文学的发展繁荣也是非常有利的。
唐代在前代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总结、继承和革新，也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我们知道，文学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而明显的继承性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向前发展，都必须将前代人所达到的终点作为自己继续发展的起点。唐代文学的繁荣，无疑也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然而，正是自西周初年到隋这一漫长的先唐诗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才最终造就了唐诗的十分成熟和唐诗高潮的形成；前人的创作、探索、积累，为唐诗的成熟与繁荣准备了条件，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中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概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说明唐人正是在充分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又根据实际作了新的创造与革新，才把诗歌推向高潮的。同样，没有六朝骈文和古代散文写作经验的丰富积累与长期探索，也就不可能有唐代古文的巨大发展，正如刘熙载《艺概》卷一所云：“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韩愈古文对骈体文的扬弃由此可见一斑。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既为文学的继承与革新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又造就出了一大批能够担负继承与革新任务的杰出人才，从而把唐代文学的发展推上了高峰。
唐代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各阶层的才智之士都可以通过考试攀登高位，施展抱负。唐太宗李世民目睹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得意之余，发出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叹语，这也说明一些中小地主阶层人士建立功业和积极进取的热情被激发，纷纷参加科举，以实际行动争取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由于唐代进士科加试诗文、杂赋，为了适应时势，应试者又不得不把注意力投向诗赋，因而造成了士人普遍学诗作诗的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苏辙“唐朝文士例能诗”一语便多少说明了以诗取士与唐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