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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度牒是封建国家对于已经得到公度、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度牒发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私度僧尼，有效控制僧尼数量。度牒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取得政府保护，而且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
度牒制度始于何时，具体年代虽难以确定，但因度牒发放与僧籍登记有关，而南北朝已有严格的僧籍管理，故它的出现应在隋唐之前。
据记载，北魏时僧人赴各地求学教化，按规定须持有各地方政府的证明文书。孝文帝延兴二年(472)的诏书说：“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这里所谓“文移”、“印牒”，虽是僧徒的临时性证明文件，但已具有度牒的实际效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又有关于纳贿卖度的记载：“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唐中宗景龙二年，《资治通鉴》卷二○九)这是唐代度牒买卖的较早记载，在这里，僧籍和官职同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只是所费较少。
唐代的度牒称为“祠部牒”，因为自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起，僧尼归隶于祠部掌管，故有此称呼(参见《大宋僧史略》卷中)。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两京相继陷落，形势危急。朝廷接受裴冕的建议，“卖官，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新唐书·裴冕传》，参见《裴冕传》，《旧唐书》卷一一三)，乃于“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百)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此举效果很好。据正史所载：“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食货志》上，《旧唐书》卷四八)据僧史所载，则鬻牒之功主要当归神会：“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神会传》，《宋高僧传》卷八)神会后来在佛教界地位的迅速上升，与此有密切关系。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僧尼考试制度与度牒发售制度并行，规定凡能诵经五纸者准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度(《释氏通鉴》卷九)。中唐以后，也有地方节度使自行卖牒以取厚利的。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邀厚利，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僧，“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李德裕传》，《旧唐书》卷一七四)。这一现象表明，唐代已经开始了度牒的商品化。所以，宋代度牒买卖的盛行便不足为奇了。
政府根据正常途径发放的度牒，一般控制较严，如德宗建中三年(782)敕令：“天下僧尼，身死、还俗者，当日仰三纲于本县陈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并符诰同送者注毁。其京城即于祠部陈牒纳告。”(《僧史略》卷中)可以买卖的空名度牒，不记姓名等内容，但它同样具有免除赋税徭役的效用。中唐以后度牒买卖的发展，说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政府财政日趋困难，需要另谋财路；二是由于租赋徭役加重，迫使更多的人规避徭役。宰相李德裕说：“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李德裕传》，《旧唐书》卷一七四)这说明他已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况至宋代便有进一步的发展趋势。
宋代度僧继承隋唐旧习，即在出家后，先于寺院内作童行，登籍于祠部。然后经过考试，由地方具名呈报祠部，合格者由祠部发给度牒，由僧尼本人收执。再至戒坛受具足戒，然后由祠部发给戒牒为验。宋代度僧之数由政府严格控制，每年的定额根据各州现有僧尼数字确定。如开宝(968-976)中，令僧尼百人许度一人，考试以读经三百纸为及格。至道元年(995)规定，以现有僧尼数每三百人许度一人，考试以念经百纸或读经五百纸为及格。可见，早期对僧尼的要求较严，而度牒的发放也有严格控制。
除了试经度僧，另有特恩度僧。特恩度僧，指在皇帝诞辰节或其他重大节日，由朝廷敕令，破例度僧，以表示功德。这在唐宋也都通行。
宋代通过试经而发放度牒的制度相当详密，度牒的制造、颁发、拘收等，都有具体规定。
按宋初有关规定，凡考试不及格而滥予剃度的，有关人等须接受处罚。僧尼去世或还俗，应将度牒交还祠部。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也要受到重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规定，凡因僧尼考试不及格而予度牒者，知州、通判职官并除；干系人吏、三纲、主首本犯人决配。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并许人告发。
但在实施过程中，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度牒买卖的泛滥。
度僧既有限额，且须考试，而私度又获罪罚，于是朝廷依唐代之制，直接出卖空名度牒，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对于名僧，朝廷为示褒奖，往往赐以紫衣、师号。在出售普通度牒的同时，宋代还公开出卖空名紫衣牒以及师号。
政府出卖度牒最初只是用于筹款赈济。如英宗治平四年(1067)，给陕西转运使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英宗本纪》，《宋史》卷十三)。神宗熙宁元年(1068)，广南东路转运使王靖乞请祠部给度牒，付经略司出卖，以雇民工筑城，诏给五百道(《宋会要辑稿·方城九》)。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以募粟振汉番饥民”(《神宗本纪》，《宋史》卷十五)。哲宗元祜四年(1089)，苏轼守杭州，大旱，饥疫并作，奏请赐度僧牒以易米，以赈饥民；并请得百道度牒，以募役开浚西湖，筑长堤。
其后，出售空名度牒所得之钱，也可以用于各类工程修建、水利运输，以及茶盐资本等方面，同时还可以用作朝廷赏赐、宫中消费等。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给度僧牒、紫衣牒千道为营造费，建景霄西官，以安置神宗、哲宗的神位。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通过大量出售空名度牒，更重要的是应付边防军费、筹集军饷、军士装备等方面的急需。如高宗建炎三年(1129)，赐张浚度僧牒一万，紫衣师号五千为军费(《中兴圣政》)。绍兴十一年(1141)，张浚进鬻田及出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以助军用(《高宗本纪》，《宋史》卷二九)。
有宋一代始终视出售度牒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途径，乃至当钞票(“会子”、“交子”)贬值时，也采用以度牒作价的方式收回，使度牒直接成为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南宋时户部还专门设立买卖度牒的市场。度牒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如嘉定二年(1209)，“诏封桩库拨金一十五万两(两为钱四十贯)，度牒七千道(每道为钱一千贯)，官告绫纸、乳香(乳香每套一贯六百文)，凑成二千余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食货志》下三，《宋史》卷一八一)。度牒有自己的标价，不再是出家人的证明文件了。
度牒买卖的盛行，为豪富之家从中渔利提供了方便。崇宁五年(1106)三月，为川峡和买度牒，诏曰：“交子、度牒充折买价，致细民难以分擘，货卖皆被豪右操权，坐邀厚利，民间颇以为扰”。(《宋会要辑稿·食货志三八》)为巨利所诱，社会上甚至还有专门伪造度牒的。
由于政府大量发放空名度牒，致使课税户日益减少，为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时也会丧失免税的特权。为此，北宋神宗时曾向寺院征收“助役钱”。南宋偏于一隅，朝廷收入锐减，乃多次诏令取消寺院的免税特权。如绍兴十五年(1145)正月，“初命僧道纳免丁钱”(《高宗纪》七，《宋史》卷三十)；乾道七年(1171)二月，“诏寺观毋免税役”(《孝宗纪》，《宋史》卷三四)；淳熙五年(1178)正月，“罢特旨免臣僚及寺观科徭”(《孝宗纪》，《宋史》卷三五)。这样，即使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税役。但实际上，这类课税一般比较轻，而且可以转嫁于他人，所以人们还是愿意投奔寺院；而度牒的发行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度牒的价值也不会降低。
据史料记载，度牒发放之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神宗时限定为每年一万道，至徽宗时则达每年三万道，至南宋更达每年五、六万道，而乾道三年(1167)竟达十万三千余道。度牒价格，神宗时每道一百三十贯，哲宗时每道一百七十贯，徽宗时每道二百二十贯，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为每道七百贯，而宁宗嘉定初年(1208)每道竟达一千二百贯。北宋末年，度牒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相当于盐课和商税。南渡之初，岁入不满千万，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六百万。度牒出售之数额，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治绩的内容之一。
关于宋代紫衣、师号的买卖。师号的价格，通常依据所赐为二字、四字或六字的区别而确定，字多则价高。有关紫衣、师号的出售和价格，在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一书中，有详细资料证明。如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以紫衣、师号各二百五十道充修河费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宣和七年(1125)三月，以度牒、紫衣、师号各二十万贯充籴米费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绍兴四年(1134)九月，赐赵鼎度牒、紫衣、师号二千五百道以充军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嘉定三年(1210)春，以紫衣、师号帖三百道(每帖一百贯)，充行在会子钱。其价格，如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定四字师号为每道二百贯(《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三》)；建炎三年，定紫衣每道四十五贯、师号每道四十贯(同上)。此外，在宋代，僧职也时而被列入买卖的商品之中。
宋王朝为摆脱财政困境而滥发度牒，其结果却只能应一时之急，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弱局面。事实上，因度牒持有者数目的激增，大量课税户口消失，反而进一步导致财政恶化。加上豪富们操纵度牒市场，从中渔利，致使宋王朝经济日趋疲弊。绍兴十一年(1141)，时人指出：“近时籴本，例多抛降度牒、绫纸之属，漕行之郡，郡行之邑，未免强率子民。今湖南钱荒已甚，若继之以此，其何以堪！”(《宋会要辑稿·方城八》)而边患并未因此而得到缓和。岳珂云：“崇宁开边，用费无艺，而当时给僧牒尚岁有成数，特京不能守耳。”(《愧郯录》卷九)不耕之夫，骤增数十万，其实际损失不可计量。
度牒买卖对佛教自身也有重大影响。
宋代度僧，在前期原则上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用以防止伪滥之众混迹其间。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僧满十八岁、尼满十五岁方可剃度受戒。翌年，又令天下有窃买祠部为僧者，于一月内自首，违者论罪；少壮及曾作过犯者配军。天禧二年(1018)，严禁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以及贼徒负罪潜窜之辈出家(《宋会要辑稿·道释》)。若寺观接纳者，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等同受处罚。但随着度牒的公开出售，渐为各色人等开了方便之门。一些慵惰不良之徒、奸恶不逞之辈，乃至负罪逃匿之众，得有机会遁迹其间。而度牒的高价，对于普通百姓、善男信女来说，出家反而更加困难。时人指出：“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燕翼贻谋录》卷三)获得空名度牒的俗人具有官度的僧侣身份，他们名列僧侣之属，但可以不住寺院，不持戒律，逍遥自在，或虽住寺院而不持戒律。他们真正的兴趣不在精神信仰，而在现世的物质利益。这对严肃的佛教教义和寺院戒规，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度牒对于僧众，紫衣、师号对于佛教上层，都是至关重要的身份标志，它们被作为特殊商品流通于社会领域，这对佛教本身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然而，这是历史事实，而且也为佛教所接受。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宋代佛教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开着。高宗绍兴六年(1136)，尚书省进言说：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每年参加各州试经的人数不过三四十人，且经业往往不通。其原因就是“给降度牒，许人进纳”。理宗嘉熙(1237-1240)年间，中元禅师指出：随着度牒和紫衣师号的买卖，佛教的各种弊端日益增多。住持之职因货贿而求取，而“嚣顽无赖之徒”也可由货贿而得入寺。如此言之，“何以整齐风俗？”(《枯崖漫录》卷三)这些批评都是很中肯的。
度牒制度在宋以后继续存在，但管理益趋严格。明代僧尼依然给牒，但已废除免于徭役租税的特权。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食货志》，《明史》卷七七)。清代顺治帝时虽仍发行度牒，但已纯为限制僧尼数量的措施。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终于废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后，僧、道只以各寺观所给戒牒为凭而无度牒发放。这一情况说明，佛教在明清时期已极度衰
微，而世俗政权对它的控制则充满自信。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