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要做一本语录集(随笔),望高手写一篇序言,谢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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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序说序
? 吴道弘
前言后语
大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终于把近十多年发表过的一些旧稿重新整理完成，取名《书旅集》。正是新千年的开头，又逢旧历庚辰年的立春时节。人们在欢度假期，电视、广播里传来的是歌声和笑语，一片欢乐的春节景象。这时我并没有感觉轻松，我的思绪正围绕本书的序言在不住地思索着。我很感激河北教育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我原本打算请求出版界的师友写篇序言，人选是有好几位的。但我又很迟疑，总觉得端给人家一锅冷饭，岂不为难人家？便打消了请人作序的念头。但序是不能没有的。我是做编辑工作的，在工作中一向重视书籍的序跋文字，养成一种职业习惯，也希望读者阅读时读序跋文字。一篇好的序言，可以给读者正确的指引、有益的知识和审美的享受。时下出版的名家序跋集子可谓多矣！不少书评、散文集里也往往收进序跋文字。这类书籍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鲁迅是很重视图书序言后记文字的。我特别喜爱《呐喊》和他《自选集》的自序，以及《野草》的题记，从内容到文字，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咀嚼，是序言也是散文和散文诗，还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每次展读，总有新的感受和认识。一些编辑的图书，鲁迅也要写序言后记文字。他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卷首就有他们二人各自写作的序言。从《鲁迅书信集》中可以发现，鲁迅很不满意生活书店在出版《高尔基小说选集》时想抽掉两篇译序的做法，鲁迅说：“去掉译序，是很不好的，读者失去好指针，吃亏不少。”巴金也是重视写序跋文字的，他为自己著作（特别是《随想录》）写的序跋，对于研究作家和都有重要价值。
不久前读到台湾作家余光中在给人作序时一段精采的话。他说：“序言既为文章，就得满足一般散文起码的要求。若是把它写成实际的书评，它仍应是一篇文章，而非面无表情的读书报告，更不是资料的堆砌，理论的演习。”（《为人作序——写在〈井然有序〉之前》）他还说：“我为人写序，于人为略而于文为详，用意也无非要就文本去探人本，亦即其艺术人格；自问与中国传统的序跋并不相悖，但手段毕竟不同了。”我以为，这里揭示了序言的一般特征与要求，有时序言写作还是相当自由的。余光中在为自己的《散文选集》写的序，就更加着重议论图书，不少地方是教给读者如何识别好书方法的。
至于说到我国的传统序跋，衡文评人，多精心之作；感时论世，笔底生风；即或随意为之，也自然逼真，更见性情。序言又常是不拘文体，不论长短。李一氓为《江山如此多娇摄影集》所写的序，全篇是一首歌颂祖国河山和人民胜利历史的散文诗。开头和结尾重复三句话：“中国是新中国。风光是新风光。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新的精神面貌。”黄裳称赞这序“就是一篇壮美的诗”。（《读〈一氓题跋〉》）而用诗词作序的，还可举出荣宝斋出版的木版水印《百花齐放》集时，郭沫若写了《十六字令》三首作为代序。说到序的长短，古人多写短序，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序》仅十三个字。“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近人闻家驷的《〈雨果诗钞〉代序》，也只有五十多字。金庸为《镜底世界》一书写的序，也很短，只有九十八个字。长篇的序文，恐怕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为最了，洋洋十多万言。梁启超在自序中说：“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乃与相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清代学术概论·自序》）
此刻要为自己的小书写序，不知为什么头脑里一片空白。忽然想起鲁迅在《自选集·自序》里的一段话：“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像这样坦诚地向读者说明写作态度的，我想起了巴金在《随想录》中的序跋文字。同时，还想到外国作家中的一些例子。记得法国作家蒙田为其《随笔集》出版所写的序中也说，“这部作品我是认真写的”，“读者，这是一部真诚的书”。近年出版了《蒙田随笔全集》中译本，季羡林为中译本写了序。季老说：“随便扯几句谈，勉强凑成一篇序八股，也并不难。可这不是我的作风，这样既对不起出版社，也对不起读者，而且也对不起自己。”于是重读原作，翻看校样，觉得有话可说，“一旦拿起笔来，不觉就写了二三千字，而又没有说假话，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这是我始料所不及，这一篇序总算给我带来了点安慰。”写作序言多么需要真诚和认真。诗人普希金在《普加乔夫事件》的序中也说：“我这篇东西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我写得很认真。”在这一点上，也许正是我能够向读者申述的话。
自然，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普希金也有类似的意思，他说：“我想书前面起码应该有一篇序言，同时作一点解释，不过现在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序）钱钟书在《围城》日文译本序中就说得更直截了当：“关于这部书本身呢，作品好歹自会说它的话，作者不用再抢在头里，出面开口；多嘴是多余的。”这样看来，我确实可以摆脱掉写序的困惑了。相信读者在这本小书里是能够看到作者的水平、风格、思想和情感的。
出版家范用是个爱书藏书的人。在他策划下，一九六三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过《为书籍的一生》，作者绥青是俄国一位著名出版家，他在这本回忆录里叙述了自己的有趣身世，介绍了他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的经验，也介绍了同时代的作家的轶闻。绥青的特点是，爱好书籍，勇于创新，钻研业务，重视图书装帧，提高出版物质量，努力图书发行，把图书作为文化与进步的工具。他与许多作家建立了友谊的关系。高尔基曾经给绥青写过信。对他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他过分谦虚，不让我谈论他的半世纪以来的工作的意义；但是我仍然要说：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一个人把五十年的光阴全部献给了这一件工作，然而完成了以后并没有感到疲倦，并没有失去对工作的爱好……”我曾经读过绥青这本书，留下深深的印象。我国近代出版事业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道路，新中国也有五十年的出版历史，人才辈出，也有不少绥青式的出版家，他们把一生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在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著名的老一代编辑家、出版家赵家璧的回忆录陆续出版：《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年）、《编辑忆旧》（1984年）、《书比人长寿》（1988年香港版）。后两种书虽然没有序言，但作者都写了《后记》，叙述了他从一九七七年写回忆编辑出版生涯的经过。赵先生说：“因为编辑，在我看来，是个光荣的职责和称号。我认为，只有认识了我们过去的进步文化文艺出版事业，怎样在旧世界中，作家和编辑，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并肩作战，奋斗图存，才能体会社会是一条通向人类文明、自由、幸福的唯一大道，而文艺读物是一精神产品，是可以发挥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的。”（《编辑忆旧·后记》）又说：“我完全同意费正清博士给我复信中的一句名言——‘书比人长寿’。要把更多的好作品送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手中，发扬文化，交流文化，造福人类，还得靠干编辑这一行的我们，努力做好各自的本位工作，因此取作书名，愿与同行共勉之！”（《书比人长寿·后记》）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这位编辑出版界的前辈留下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我希望今后能够读到更多的编辑出版回忆文字，也希望有更多的编辑出版同行关心出版史料和出版史的写作和出版工作。
拉拉杂杂，行笔至此，竟是写序说序了。也许是编辑积习难改，就此束笔。从立春开始酝酿写序，下个月初该是清明了。今年清明前，我三十三年前不幸逝世的母亲将迁葬在故乡的陵园，祈愿这位含辛茹苦、勤劳一生的女性、我的慈母安息！此刻我飘忽的思绪又向着遥远的江南水乡了。诚恳地请求读者原谅。
二○○○年三月五日于北京西总布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