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他曾是这个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但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第一次作出具有独特看法的评价，是在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并接受五四运动洗礼之后。191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湘江评论》连载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中对辛亥革命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这就是“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人们应该有话敢说，有事敢做。同时又指出，虽然辛亥革命所持之“主义”，是为一般民众所赞成的，但革命行动本身，却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没有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局限的最早的说明。这里表达的基本观点，同他后来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给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以正确的指导，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把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为革命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革命不久就“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的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2]陈独秀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等文章，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则在1925年冬写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更深刻的探寻。该文指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援助。
[3]这就从革命目标和口号的局限、革命政党的不成熟、革命队伍的孤弱、国际环境的不利等多方面，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说明。当大革命掀起高潮，农民群众日益显示革命主力军作用时，毛泽东进一步从有没有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参加这一根本点上，指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1926年夏，毛泽东在他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时说：辛亥革命没有提出农民的要求和需要，没有为农民而奋斗，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所以革命遭到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
[4]随后，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5]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发表为标志，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并多方面展开，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更向前推进一步。这个时期的评价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辛亥革命放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加以考察。主要观点有：
第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从准备阶段算起，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就开始了，“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6]
第二，至人民解放战争所标志的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有过三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其他两次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7]
第三，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这是它的胜利。但后来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辛亥革命、反袁运动等等，都是不彻底的成功”。[8]
第四，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9]
这些论述，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地位，成功与失败，以及它所具有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都作了恰当的评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前半期，在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程中，毛泽东继续对辛亥革命作出评价。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以相当的篇幅论述辛亥革命，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具有“伟大历史意义”；而由于革命派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革命终于失败了”。[10]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包括报告中对辛亥革命的论述，都是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而成的，因此也充分反映着毛泽东的意见。
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不甚理解，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在感情上过不去。为此，毛泽东专门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作了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讲话。指出：说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并不是抹杀它的意义。从社会发展历史上看，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即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大的革命”。即使辛亥革命以前的改良派，也有进步的一面。“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当然，“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对此是可以批评的，孙中山自己就有过自我批评。[1](P344-346)毛泽东这里用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既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又指明了它所具有的伟大意义，既着重讲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又指出了由于领导集团犯有错误因而导致革命最后失败的事实。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论，包括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在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连同它的准备阶段和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内)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辛亥革命的最后结局及失败原因等多方面内容。这些评论，表明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先人奋斗历程的尊重。他的见解也是深刻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关于三民主义
毛泽东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评论，主要是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三民主义的阐释，他的观点的发展变化，同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同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国共合作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下面分时期、分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着重阐明“革命的三民主义”观。
正当戴季陶和其他国民党右派人物对三民主义产生的基础和内容作种种歪曲解释时，毛泽东强调指出：孙中山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他并对什么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作出界定：“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这三项内容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3](P，15-16)毛泽东这里的解释，同戴季陶等对三民主义道统化的解释，形成鲜明对照，正确反映了三民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精神。这也是当时共产党方面一致的意见。
第二时期，即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关于三民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阐述的。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和正式成立之初，侧重于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容性、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与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纲领的一致性。
这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相关。当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共产党既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那为什么不取消共产主义？反过来说，共产党既信仰共产主义，为什么又说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这涉及到对两个主义的评价和两个主义关系的理解，涉及到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也涉及到共产党是否还应继续存在等这样一些极为重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一系列文章、报告、谈话中，在党内、党外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加以解说。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共产党既然是共产党，就要坚决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然坚守的原则，否则，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有自己的区别于三民主义的党纲与政纲，“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13]“如果说共产党不实行共产主义了，那这个共产党还要它做什么？!”“在现在，我们是坚决的三民主义实行者，在将来，我们是无条件的实行共产主义者。”[14]
第二，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可以相容的。毛泽东完全赞同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的看法，并进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点的问题。①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孙中山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思想和口号，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政纲的基本相同。因此，那种以为两个主义不能并存的观点，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6](P，367-368)。共产党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现在一定要'走'三民主义”，这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14]。
第三，共产党一直在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13]毛泽东形象地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官逼民反，共产党被“逼上梁山”[15]。那个时期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16]。但是，即使在那时，“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6](P，368)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强调区分真假三民主义和新旧三民主义，全面理解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与不同。
当时，国民党顽固势力大力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口号，以其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甚至已经投降日本沦为汉奸的汪精卫，也仍然举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来贩卖反共卖国主义。这样，就把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提到了严重的理论斗争的高度。
关于区分真假三民主义。这是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的。他把各种政治势力宣传的三民主义区分为“真三民主义”、“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三种，提出“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17]。那么，什么是真三民主义呢？综合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的论述，他提出的标准，一是要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那样来解释三民主义；二是“不要光是嘴上讲三民主义，而要全部的实际的做起来”；三是“必须要把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相配合”，不能是一民主义或二民主义；四是必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8]对区分真假三民主义问题，中共另一位领导人张闻天曾著专文《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予以详细说明。
关于区分新旧三民主义。这是毛泽东关于三民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不仅同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密切相关，也同标志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专节对此问题加以论述。观点的大要是：(1)只有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2)这个宣言区分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历史时代；(3)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4)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5)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6)只有新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才是中国今日之必须。[6](P，689，690，692-693)这些论点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把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什么是真假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有了更透彻的说明。①
第三阶段：抗日战争中后期，以新民主主义为坐标评论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毛泽东多次这样提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20]他指出，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是符合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原则的。新三民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同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20](P，1061)
第二，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完备。“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20](P，106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16](P，321)
三、关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
毛泽东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崇高评价的。如果以时间为序，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称谓先后有：伟大领袖、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等。这些称谓，均是在伟大人物这个层面上评价孙中山的，笔者认为，其中，“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称谓，最足以反映孙中山开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对孙中山作出崇高的评价，并且具体说明了孙中山的“伟大”之所在。早在1938年孙中山去世13周年时，毛泽东就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同时他又能把革命的主义和政策与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结合，使主义和政策得到贯彻。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17](P，111-112)。
两年后，毛泽东在他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6](P，700)这里强调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一在领导了辛亥革命，二在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时还指出他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1956年写的《纪念孙中山》一文，对孙中山一生的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作了新的全面总结。这就是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改良派作了尖锐斗争，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以及谦虚务实、鞠躬尽瘁的精神。
毛泽东全面评价孙中山，当然也指出了孙中山如同其他历史伟人一样，不能不有的“缺点方面”。诸如辛亥革命后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三民主义学说的某些不彻底性，宇宙观上的唯心成分，对革命领导者问题认识上的局限等，毛泽东都有所论及。但他也确实做到了《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所说的：“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不“苛求于前人”。
四、关于继承孙中山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7](P，534)孔子的遗产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其文化底蕴之博大精深，是举世公认的。毛泽东把孙中山与孔夫子并论，可见其对孙中山历史遗产的重视。毛泽东所讲继承孙中山的历史遗产，含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对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的继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论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还是在革命取得胜利之时和胜利之后，都一向把自己视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庄严的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一百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21]1955年10月，毛泽东对工商业界代表谈话说：“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1](P，489)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22]前引1961年9月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中，蒙哥马利问：你所讲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是指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毛泽东答：“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没有完成这个革命，我们接过来，到1949年把它完成了。”由此蒙哥马利得出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孙中山开始而后来由毛主席接着完成”[17](1961-9-23)。应该说，这一说法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历程。
其次，是对孙中山创立的革命主义和政策的继承。前引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话中，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列称作“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号召“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17](P，112-11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政策，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阐述，总是同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孙中山的有关讲话相联系。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主张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民权主义制度，“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原则，以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都为毛泽东所继承，成为毛泽东革命理论的重要来源。
再次，是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继承。这在前面已有所叙述。毛泽东赞颂孙中山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顽强斗争精神，适乎世界潮流和人民需要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气魄宏伟而又谦虚务实的精神，为改造中国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到底的精神。他号召人们学习和继承孙中山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身体力行。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继承和发扬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伟大成果。孙中山关于学习外国科学技术要“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23]的思想和精神，直到60年代，还被毛泽东用来教育中国人民努力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是对孙中山革命经验的继承。毛泽东最为重视、时常提及的，就是孙中山在其遗嘱中所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两条。他既把这两条看作孙中山的“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6](P，648)，又把它们当作孙中山总结一生奋斗得出的两条“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并说这是孙中山积40年经验和共产党积28年经验所得到的“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7](P，1472)。此外，用孙中山一生重视武装斗争的实践，教育共产党员要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6](P，545，547)，也是毛泽东重视吸取孙中山革命经验的典型一例。毛泽东还注意从孙中山奋斗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到。刘少奇在1961年作过这样的评论：孙中山的失败“对我们很有好处。没有他的失败，我们也不能胜利”[24]。先行者的失败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教训，使后来者减少前进途中的挫折、弯路和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毛泽东正是善于吸取前辈教训，将先人的失败变成后人成功之母的革命领导人。
第五，是对孙中山这面旗帜的继承。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就已被革命的人们奉为领袖，树为旗帜。经过历史的曲折，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高举孙中山这面旗帜的重要。针对一部分共产党员存有“不喜欢孙中山”的情绪，毛泽东反复指出：这“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对孙中山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好话，“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16](P，321-32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英明。因为孙中山这面旗帜，是由孙中山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和贡献树立起来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在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举起这面旗帜，无论对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中，绝大多数时间内，都对举起孙中山旗帜问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且代代传了下来。
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孙中山及其思想、业绩的论述，几乎伴随了他政治生涯的始终，时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十年“文革”期间毛泽东是否有过这方面的论述，笔者尚未查阅过)他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和历史主义的眼光，对孙中山作出崇高的评价的。他的评价同孙中山在中国历史、尤其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应占有的地位是相当的。毛泽东的论述，总体上说，观点鲜明，见解深刻。由于他的政治家的身份和修养，他对中国革命历程的熟谙和规律的把握，历史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运用，他的不少观点具有开创的性质，体现了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如关于辛亥革命伟大功绩和失败原因的论断，关于三民主义发展阶段及其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断，关于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伟大先行者历史地位的论断，关于应当总结继承孙中山“珍贵的遗产”、“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的这面旗帜”的论断等等，都足可以成为历史的定论。毛泽东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论述的意义，无疑首先是政治上的，但同时对史学研究也具有启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