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不须多，五六百即可，有关思妇，弃妇的，一篇
參考答案:弃妇的
卫风.氓
氓之蚩蚩①，抱布贸丝②。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③。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④。(一章) 乘彼桅垣，以望复关⑤。不见复关，泣涕涟涟⑥。既见复关，载笑载言⑦。尔卜尔筮，体无咎言⑧。以尔车来，以我贿迁⑨。(二章)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⑩。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11。(三章) 桑之落也，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12。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13。(四章)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14。兄弟不知，咥其笑矣15。静言思之，躬自悼矣16。(五章)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17。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18。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19。(六章)
《氓》是中国最早的一首弃妇诗，她在诗中叙述了自己从恋爱、结婚、直至被抛弃的过程。展现了她从婚前一位美丽多情，沉湎于浪漫爱情的少女，成为一位勤劳持家的家庭妇女，最后却被休回家的全部经历。
关于这首诗的思想内涵历代评论很多。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本诗反映了封建礼法制度与妇女幸福生活的愿望的矛盾，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笔者认为欠妥。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有战国说、秦说，一般采用战国说。公元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承认私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萌芽。战国以后，由于铁器，畜力的大量使用，使得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大为降低，变为农奴，中国开始向封建社会进化。《诗经》收录诗歌的年代范围一般认为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所以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封建礼法制度与妇女幸福生活的愿望的矛盾，是不妥当的。
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这场婚姻悲剧主要归结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社科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提到这点，蒋见元、程俊英说这首诗反映了当时道德、舆论是以夫权为中心思想的的社会现实，并且抓住了婚前没有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否可以同居这个矛盾。
在这场婚姻悲剧中，婚姻制度的不平等、道德舆论的不合理倾向是占有一定因素的，但是似乎没有达到诸位先生所说的程度。《氓》属于《卫风》，《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周公旦平管蔡乱后，“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蒋立甫先生认为是今河南淇县附近。《诗经。郑风》为郑国歌谣。《史记。郑世家》载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即今陕西华县，后又迁至河南，即今河南新郑。其地包括今河南郑州、荥阳，登州等处。郑卫相距极近，郑卫之音素来同为视为靡靡之音，《诗经。郑。溱洧》一诗中可以看出郑国有一个上巳节，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情人节了。郑国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风气很盛，郑厉公四年（前697年）郑大夫祭仲（祭读zhai，《史记。郑世家》有此人）之女雍姬问母亲，父亲与丈夫那个更亲近些？母亲说，父亲只有一个，丈夫却个个男人都可以做（这段话为蒋立甫先生所引，《左传》无载，不知所出），祭仲为郑大夫，是郑庄公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其妻作为世家命妇，竟有此语！郑国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世说新语，排调》“王浑与妇锺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注》引李慈铭云“此即倡家荡妇，亦惭出此言，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乃复出此秽语？”事实上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是从理学大兴以后才严格起来的，南宋之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拘谨。春秋之时男女交往、相爱甚为自由。《毛诗序》“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便是明证。当然这句话中有着汉儒浓重的酸腐气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首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只是一场婚姻悲剧、爱情悲剧，是一位对爱情倾注了全部感情，付出了全部身心的女子在年长色衰，遭到抛弃后对负心人的绝绝之诗。
思妇，《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