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书风在当代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自从二王父子把书法艺术的行草书推进到当时一个新的高度之后，特别是后来在唐代又受到太宗李世民的力捧，并自私的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带进墓葬之后，二王父子的行草书跨越魏晋时代而声名鹊起，成为后世书法艺术不可动摇的经典和典范，并带有“神”的色彩。于是，历代以来，在力倡碑学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南北书派论”、《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之前几乎没有人对二王书风提出异议，更不用说动摇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在当代也是这样，很多人在面对二王书风的时候似乎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一、二王书风被公认为经典的原因阐释
二王书风之所以被公认为经典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从书体发展演进的过程来看，由于中国书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摆脱记事传讯的实用功能，因而为了更加实用和便捷，书体从最早产生的文字——篆书发展到隶书、楷书（真书）、行书，最后发展到行草书和草书。另外，章草是从隶书直接发展而来，最后也发展成为行草书和草书。而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生活的魏晋时期，正是上述各种书体发展已经完备，正需要在最为实用和便捷的行草书书体基础上发展风格这样一个比较早的重要机遇期。而王氏父子在机遇来临的时候又具备足够实力，因而抢得先机成为行草书风刚刚兴起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从整个书法史而言，这也是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时代使命，从客观上讲，王氏父子如果不出现，同样也会出现其他的行草书风代表人物，只是也许会在具体书法风格上有一些差别而已。
第二个原因是从具体的书法审美上看，二王书风的审美符合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这一强大的思想和文化体系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因而作为六艺之一的“小道”书法只能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而二王书风的形成不管最早的时候是不是王氏父子的一种主观自觉选择、还是根据客观环境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但在我们最后看到的二王书法风格上（这里主要是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临本的《兰亭序》）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在意境上是烂漫之极复归平淡的一种冲淡和中和。所以，二王书风被要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历代帝王推崇和钟爱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把二王书风定位为中和和冲淡，并不是一种否定，相反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中和、中庸并不是像西方的天平那样的折中和平均，是刻板和“死”的；而是像中国的杆秤一样，并不需要两边一定要对等，而是随着秤砣位置的调整，会有倾斜，但最后会找到平衡，是一种动态、相对的平衡。而且这种中庸的风格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第三个原因是在纯粹的艺术境界层面上，二王书风达到了人的生命意识在书法艺术中的强烈展现，这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二王书风在书法史上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其抢到了行草书开始兴起的好的时代机遇和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其本身的艺术境界。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期。经济、政治、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经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由社会形态变异所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在文艺上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人的觉醒。促使人的觉醒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动荡、混乱、血污和灾难。很多贵族名士被卷进政治的漩涡，名士们被一批批送上刑场、血淋淋的砍头。两汉以来神学目的论和宿命论在名士们心中所建立起来的“神”轰然倒塌了，社会中惨烈、动荡的现实唤起了他们人的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觉，表面的潇洒风流、寄情山水的骨子里其实是巨大的痛苦、恐惧和对生命的哀伤。“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也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这是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天气新、曲水流觞兰亭雅集如此欢娱的时候发出的人生慨叹。所以，我们把魏晋风度理解成轻视世事、洒脱不凡缺乏了深刻和沉重的一面。这样对生命的哀伤不仅在诗文中有所体现，在书法艺术中同样有所表现，二王的丧乱、姨母、奉橘、鸭头丸诸帖，包括陆机的平复帖都是强烈表现人生命意识的经典之作，我们通过书法线条的顿挫、转折和节奏，分明感到了作者内心的苦痛和挣扎，因而很多人推测《兰亭序》真迹的风格与王羲之《丧乱帖》的风格相近自有他的道理。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二王书风不仅仅是临本的《兰亭序》所展现出的风流秀美，其实还有内韵里沉重和深刻的一面，而且这种生命的苦痛和挣扎，这种人性的觉醒之后的深刻才有可能是二王书风的本来面目或是其主要艺术审美。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二王书风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就是它已经超越了抒情的层面而进入到展现生命意识的层面，人的个体生命与自然（宇宙天体）具有异质同构性，个体生命和结构在书法艺术中的展现不仅在情感上具有震撼的力量，还达到了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天人合一、书人合一“道”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