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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
~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一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1）。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4）。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后来“智用巧生”，“背朴弥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7）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8）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9）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0）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11）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2），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