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动因问题，我们想做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正如公开资料所显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也在加速发展。然而，由于西部的特殊条件，东西部的差距仍在扩大。东西部经济差距不仅在经济上制约了东南沿海的发展，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动荡不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国有企业的大量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群体聚集事件时有发生，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西部巨额的社会需要与因购买力极低而导致的极有限的市场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南地区产品的内销。因此，不论是为了东部的再发展，还是为了缩小差距使西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必须进行西部大开发。
第二，社会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富了东南地区，在西部资源、能源、劳动力廉价供应的基础上，东部地区先富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和西部一直在补贴东部的发展，就是让穷人补贴富人，当然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林毅夫，2004）。“穷则思变”，一方面西部的社会秩序开始不稳定，另一方面西部人大批涌入东部，给东部的社会稳定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于是在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文明的极大差异。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制造者基本出于西部或其他穷困区，而富裕的东部不断涌现出贪官污吏，东西社会文明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但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仓廪实则知礼节”，所以必须让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富起来。
第三，环境原因。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洪涝灾害、沙尘暴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制约因素，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危害。经研究，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西部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恶化的原因在于过度开发。过度开发的原因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科技不发达。西部老百姓只有通过对自然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的初级开发来获取利益，既没有能力没有技术也没有意识去改善已受破坏的环境问题。当洪水、沙尘暴时不时袭击首都北京、武汉等中国的重要城市时，国家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环境问题。西部地区无力自行解决，只有中央政府来解决。就环境问题而言，西部大开发的确是一项大战略。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就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显著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努力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区”。“山川秀美”一词被广泛运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大规模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四，全国的协调发展和政策的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一定时期”究竟指什么时期？邓小平同志认为在世纪之交。我们认为，“一定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这个目标在20世纪末可以说是实现了；二是东西差距拉大到这种程度，西部后富地区已经无力再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先富地区的继续发展，这个条件基本也具备了，到了西部地区开始“后富”的时候了。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就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着重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是中国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新一代集体对以往正确决策的坚持和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伟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要实施这项百年战略工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这项伟大战略的历史意义，西部人的体会尤为深切。在此我们不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文字了，简单地做以上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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