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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诸葛亮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再来看下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选用智谋贤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则在诸葛亮逝世前，也表现出比较优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为军计、明察断狱、容人直谏、不杀谏臣等方面，都有过比较杰出的表现。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诸葛亮逝世前），魏国的政治情况也是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汉早建立20年，这20年时间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曹魏就总体政治局势来看，仍要优于蜀汉，其统治根基也要比蜀汉来得稳固。?
从军事方面来看。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是否强盛，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该国的军队的多寡。而兵与民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具体表现为：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这是一个绝对数量指标；另一个是相对数量指标，指军队的绝对总量与民众总数量的比例。因为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与民之间必须要有个适当的比例。蜀国地寡人少。地不过一州，人口总数不过九十万。而曹魏却拥有九州之地。据《通典》上记载，魏亡时有人口440万之多！当然是诸葛亮执政时期，魏国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数值得疑问。但退而求其次地说魏国有三百多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蜀国当时的军队总数约有14万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户就要养一名士兵的比例，几已到蜀国对军队承担力的极限。即使是这样，仍然比魏国40多万的军队，规模要小得多。故“蜀兵轻锐”这一情况，是客观实在的。
从经济上看。曹魏方面对于经济问题，一贯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兖州之时，其手下治中从事毛介就向曹操明确指出“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见《毛介传》）曹操对于毛介的建议非常赞赏。且曹操又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纳枣诋和韩浩的建议，在许昌试行屯田，并任命枣诋为典农都尉主持其事，当年得谷数百万斛，取得了巨大成功。枣诋死后，任峻继任典农中郎将，在所有州郡例置田官，招募流民，组织生产，推广屯田。由于“屯田制”的实施，促进了曹魏的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魏国国力，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史称曹操屯田，“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见《武帝纪》注引《魏书》）这就为曹操统一北方和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原先许多不进行生产的流民、降卒转变为了生产者，据《国渊传》上所说，“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屯田制”还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而做为曹操的后继者，曹丕除继续执行“屯田制”外，还专门设置了“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负责筹划军粮，足食济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从蜀国来看，诸葛亮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生产的举措。诸葛亮针对蜀国新败的情况，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令百姓安居乐业。又命李严移民2万充实汉中，使由于曹操大量迁徙人口而致荒芜的汉中，重新呈现出一片“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景象。（见《蒋琬传》）为了发展农业，诸葛亮十分注重兴修水利。他专门设置了堰官，并令1200名士兵常年驻守在当时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对其进行保护和治理。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对工商业的发展。他非常关心盐铁业的生产，并花大力气极大地利用和促进了蜀国的织锦业。诸葛亮一面身体力行，带头养蚕务桑，另一面设专职锦官，专门组织生产、调拨蜀锦。蜀锦是蜀国对外与魏吴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品，其质量之精美，远胜曹魏。在增加蜀国国民收入的同时，诸葛亮又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诸葛亮的带动之下，蜀国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节俭成风。在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治国方针后，蜀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就主观努力而言，两国都差不多，而蜀国可能在主观努力上，还更胜一筹。但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效，也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为基础的。天下十三州，曹魏拥有九州，地大而人多，人多而物博。而蜀国所据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和曹魏相比，终只为一州之富。且曹魏也有同样富饶的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就经济实力来看，仍是曹魏占有绝对优势。
再来看看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相背的问题。在三国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势相对比较复杂，而当时效忠于汉室，仍不失为一面号召民众的旗帜。所以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则居汉室正统奉衣带诏讨贼，而孙权为汉室去残涤秽，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据，错踪复杂的形势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复汉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小了。曹、刘的相继称帝，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去区分谁是所谓的国贼了。到了公元229年吴蜀订盟之后，“汉复汉室”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号召力，而逐渐转向了一种“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的观点。因此，战争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