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的特征
“黑色幽默”文学在60年代初兴起后，很快就厕身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重要文学流派的行列。它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重视，除了它深刻的思想内蕴和审美价值以外，还因为它在创作手法上的独到之处。综合起来，它具有如下艺术特色。
第一，特殊的幽默风格。“黑色幽默”和传统文学中的幽默不同。在西方传统文学中，一般来说，悲剧和喜剧的区分是很分明的。喜剧讽刺反面人物的丑恶和畸形，悲剧表现正面英雄的痛苦和不幸。但“黑色幽默”文学打破了这种界限，悲剧的内容采取了喜剧的艺术处理手法，痛苦和不幸也成了开玩笑的对象，即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这就给传统幽默的美学形式引进了一个新因素：认为痛苦是可笑的，对不幸采取嘲笑的态度。 “黑色幽默”的嘲笑讽刺表现得很含蓄，带有寓言性质。作家并不明确作出道德、政治的评价，而是让读者从这些冷隽的幽默和喜剧形式的笑声中，领悟出某种含蓄的寓意来。作家们不拘泥于传统的描写现实的手法，他们总是用放大镜、哈哈镜来看待世界、反映世界，采取无限夸大的笔法来表现客观事物，因而使其扩大、变形，促使那些阴暗、丑恶的东西更突出，更可憎，更可笑。尽管作家抱着冷眼旁观和不加评判的态度，然而读者却能在寻思和回味中悟出其中的深刻的寓意。 第二，“反英雄”式的人物。这些反英雄形象怀疑和否定一切传统价值，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又有一定的追求。这些人物常常嘲笑自己所尊重的，破坏自己所建树的，否定自己所肯定的，抗议自己所接受的，例如冯尼格特《第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义公尤索林是一个卑微猥琐的怕死鬼，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奥尔德曼认为，这些人“被迫扮演小丑的角色。”产生这类病态的畸形的人物的土壤是病态的畸形的社会。
第三，“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法。传统小说采用“讲故事”叙述法，一般都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叙事有头有尾，情节发展要符合内在的逻辑关系。而“黑色幽默”文学则彻底地抛弃了“讲故事”的老一套，改用暗示、烘托、对比、比喻、象征等手法，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新方法。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夸大人物内心世界的广袤无垠；它不再受时空的制约，可以超越社会、超越道德、超越习俗、超越理念。小说既无结构可言，也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当然也就没有严密的结构。这就明显地表明了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几处特点：它常常采用“时间施行手法”，打破时空观念常规。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就是“时间旅行手法”的样板，小说中的人物的活动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奇特交错，瞬息万变。乍看扑朔迷离，眼花缭乱，令人摸不清头绪。其实这是一种叠式和多层次齐头并进的特殊结构，它对故事情节的迅速展开和深化主题都是有用的。 结构上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强化和重复代替变迁和发展，一般在传统小说里，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局说得清清楚楚，而在“黑色幽默”小说里则不然。它不是按照事理常规做交代，而是作品中的人物情节颠倒。例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描写一个人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这在传统文学里是不曾见到也不允许的。而在“黑色幽默”小说中则比比皆是。这正如冯尼格特所说：“让他人给混乱的秩序，我则给秩序以混乱。”传统的作家能驾驭广阔的社会画面，把千万件杂乱的事顺理有条不紊，形成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有“秩序”的文章。“黑色幽默”作家则恰恰相反，他们本末倒置，“给秩序以混乱”，把幽默滑稽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文化结构。
第四，特殊的题材。为了与“黑色幽默”整体的主旨合拍，作家们在选材上也与传统的小说不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科技领域里发掘题材。“黑色幽默”作家大都是大学里的教师，他们有着渊博的知识，喜欢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要领引进文学作品。如：品钦笔下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是导弹发射的轨迹；冯尼格特在《猫的摇篮》里认为斗争来自“动力紧张关系”，在《冠军的早餐》（《顶刮刮的早餐》）中认为斗争来自头脑中有害的化学物质。其次“黑色幽默”作家喜欢选择意义不明，摇摆不定、似梦似醒、似大彻大悟又似雾里看花的特殊场面。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都以二次大战为背景，但作者意图并不在写一部“战争小说”，不在真心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想以此给人以启迪，让人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当代社会的弱肉强食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