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夏在历史上的确是存在的，但在关于夏是谁建立的问题上现在有两个观点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资料中，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在河南五渡河与颍河相交的三角地，找到了一个城——王城岗，是禹都阳城所在地。安先生考察后认为，这是一个龙山时期的城，于是推断：“我们尊敬的大禹，当年很可能曾经在这里走来走去，而且住在这里。”不久，安先生又在河南禹州瓦店村发现了一个夏代初期遗址，也具有都城规模。学者们用碳14测年法，得到了这两个遗址始建范围：公元前2120—公元前2040年，也就是说，夏的初年应该是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夏确切开始于何年，仍不知道。从考古推测，王城岗和禹州店遗址始建于公元前2120—公元前2040年间，而公元前2070年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些考古发现只是推断了夏朝建立的时间，而确切的建立者是谁呢？断代工程并未考证和说明。
一、支持“夏”是由禹建立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朱绍侯先生认为：“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通过禅让继承了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职位——天子。禹通过“疏川导滞，锺水丰物”，使居民“降丘宅土”，使物质生产大力发展，为其部落公有权力私有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孔子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通”。韩非子:“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禹得到民众拥护，称其为“夏后氏”，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确立了王权。禹治水功绩也被夸大，其统治下的国土被称为“禹迹”，这充分说明大禹治水对后世的影响，也反映了王权的烙印。
其后，大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有继续“征伐三苗”，取得“夏后”地位。在取得王权后，在嵩阳建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城）建都，之后，对不服从的部落进行了打击，杀防风氏。为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大会夏、夷诸多邦国或部落首领，这称之为“涂山之会”，是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原来众多部落的首领，到此时，已大都转化为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他们前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这次大会，乃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禹死后，子启继位。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东方伯益与启争夺王位，《竹书纪年》中所说：“益干启位，启杀之。”西方的有扈氏更是起兵反抗，启亲领大军讨伐，声称有扈氏犯了“威海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要“剿绝其命”，双方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有扈氏终于被“剿绝”了。至此，启排除干扰，巩固了王权，正式确定了世袭制，从此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为了使世袭制王权为众多诸侯所承认，启在都城阳翟召集众多的诸侯，举行盛大的“钧石之享”，这是继“涂山会盟”之后的又一重要朝会。这一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到此完全确定了。
而传统中的禹铸“九鼎”，划“九州”，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物证据，只能推测其为传说而已，在此，朱先生未把传说作为禹确立政权的象征或标志。
二、夏朝是启建立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史新编》一书中，（陕西人民出版社，赵文润主编）在“夏朝的建立”这部分内容里，作者赵文润先生对国家的概念作了三方面的概括：（一）国家赖以存在的地域规模大体稳定；（二）经过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最高统治集团；（三）这一集团使赋予他权力的居民成为被统治者并向居民征收贡赋。
赵先生认为，“大禹治水”，“使黄河中下游形成一个先进的经济共同体雏形。”
在“禅让制”的权力交接过程中，“禹以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卒，禹又以伯益为继承人。禹崩，禹子启贤，而益威望不够，于是诸部落酋长以启为天子。中原部落联盟酋长一职由禅让变为父死子继，这是把一国变成一家私有的开始，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诞生的标志。
显然，赵先生认为，禹传子位，并非禹本意，禹作为部落联盟首领时，仍未将一国据为己有，而推举的皋陶早卒，伯益威望才能又不及启，启才轻而易举取得王位，从此，原始社会“公天下”的历史结束，是启开创了“家天下”的历史，夏朝理应是“启”建立的。
而“涂山会盟”，划“九州”，铸“九鼎”，征讨三苗，杀防风氏，仍是处在公有权力、私有权力交接期，其部落权力代表的性质还未根本改变。但是，启大战有扈氏于甘，战前启召六卿誓师，威胁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祭汝！”有扈氏战败，被降为奴隶。六卿之人，本为同盟者，此时被驱使参与镇压有扈，降为夏启臣仆。启又在阳翟之南钧台大享诸侯，史称“钧石之享”，其权力真正归私有，这正是私有制成熟的标志。为维护私有权力，启开始设代表国家的暴力工具：监狱、刑法等以维护巩固其私有权力，于是真正的私有制的国家便产生了。
在《中国通史》（第一册，范文澜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十月版）中，范文澜先生亦认为“夏朝”是从启开始的。
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禹不需废“禅让”制度，他是大同时代最后的大酋长。小康时代应是从“启”开始。
《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因，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骂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从原始公社公有制的瓦解，到世袭制的确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说明，到禹时，私有财产制度已基本成熟。在《礼运篇》中说禹时财产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是比较可信的传说。但是，私有制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发生的涂山会盟是禹借部落首领之位，把公有财产私有化的开始，但并不是私有制国家在此出现；而到启袭位后，召集众部落的“钧石之享”，则是确立私有权力的标志，从此“公天下”变为“家天下”，这是私有制国家出现的雏形，战有扈氏，传位太康等，使“家天下”制度完全确立。
在战国以前的史书中，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而称启为“夏启、夏后启”。这种区别不是疏忽，正是古人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公有制、私有制）的真正含义的认识。开始居大夏的是启，子孙虽然迁居，但夏的名称仍沿袭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