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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长安的位置：位于秦岭之下，渭水之滨。远从西汉时起，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使长安得到灌溉，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河流给它带来交通运输之便，关东地区、剑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丝绸源源不断而来；秦岭茂盛如青障的森林，不仅带来了王维在诗中一再赞美的“深林”、“空林”景致，更带来了良好的小气候。
这一切，使长安这个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然地成为富庶繁华的时尚中心。它开创服饰制度、生成时尚风气，然后迅速辐射全国甚至波及海外。唐初可以说是创制时期。自隋文帝开始的“复汉魏衣冠”的服饰改革之后，历经唐太宗、高宗对服制、服式作出规定，开创了制度，一直相沿到盛唐玄宗时期。在这种对制度的沿用中，长安不断地给中国女性制定着新的时尚审美标准，从体型到服饰到化妆，甚至到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标准的变化，加上女性对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带来丰富的时尚流变。
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由遮蔽而趋暴露(样式)，由简单趋于复杂(花纹、妆饰)，由简朴趋于奢华(服装风格)，由清秀而趋丰腴(体型)。
上行下效 在唐代，一切时尚都是从长安开始的。《后汉书》中长安时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所描写的情景用来形容唐代也非常贴切。虽然本意是讥讽“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头决策，下面会变本加厉地盲目执行，但是若从时尚角度来考察，却绝好地说明了长安作为时尚中心、时尚之都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但遍及全国，而且波及朝鲜、日本，直到中亚。(有学者这样形象地表述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原来的情况像一锅豆浆，唐朝的精神是卤水，一下子将它点成了豆腐，从此有了成型的文化。服饰文化当然也是如此。)
与今天世界范围时尚现状相似的是，唐代的时尚主要由宫中(今天是王室)、贵妇(今天是富商太太和社交名媛、部分白领)、以声色技艺娱人行业的从业女性来引领风骚。
也许是李唐王室带有鲜卑血统，“胡化”尚武，并影响了审美观；也许是农耕文明产生的审美与富裕的物质基础相遇造成的一种必然——唐代崇尚浓丽丰肥之美。赏花要赏牡丹，马也要腿粗臀部大，人是“尚丰肥”，女子为了使自己显得更丰满，往往将裙子做得很宽大，六幅，八幅，十二幅，还要将腰身提高到腋下，这样整个人不见腰身，几乎像一个灯笼的外形了。杨贵妃这个特殊人物的出现，玄宗对她的宠爱，更是推波助澜，使“以肥为美”达到顶峰。
至于化妆，这也是宫中的大事。唐玄宗封杨贵妃三姊妹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每人每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而虢国夫人不施脂粉，自炫美艳，常常素面朝见天子。虽然不施脂粉，但眉还是画的，“淡扫蛾眉”。据史籍记载，唐玄宗染有“眉癖”，史称“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图》……”一朝天子亲自推广和提倡，画眉之风在妇女中盛行不衰，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服饰，唐代妇女服装有三大类：上衫下裙、胡服、男装。而男装也同样可见上层的示范作用：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一次在高宗的内宴上，以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佩带弓、剑等“纷砺七事”的装扮出场，不但男装，而且全副武装，弄得高宗和武后都觉得好笑，对她说：“女子不可以当武官的，你干嘛打扮成这样？”公主带头这样“玩酷”，对女穿男装的影响可想而知。
时髦成风 唐代是一个非常注重时尚的朝代，女性更是时髦成风。政治、法律、道德、礼仪都不能约束这种强烈的好美之心和对时尚的追逐。贵贱、男女、夷夏的界限都被冲毁了。
悠悠千载古运河，汉代广陵王墓冢，南北朝古刹大明寺，隋代迷宫、炀帝陵，唐城遗址，宋元时期的普哈丁墓、仙鹤寺、平山堂，以及瘦西湖旅游风景区、个园、何园、盂城驿、汪氏小苑、高旻寺、龙虬庄遗址、宋城诸门遗址、扬州八怪纪念馆等196处美不胜收的名胜古迹，见证了扬州的数度繁华。
“（唐朝）金属器具的铸造工艺相当高，扬州的铜镜就是代表。唐朝的都市兴盛，繁华的大都会有长安、洛阳、扬州和成都。（唐朝时）大批外商从陆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唐朝赴日本最有影响的是鉴真和尚。长安、扬州、广州的波斯商人，数以千计。”
“淮左名都”、“富甲天下”，扬州繁荣昌盛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郑燮、朱自清以及马可·波罗、崔致远等大批中外文人雅士，在古城扬州留下“烟花三月下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春风十里扬州路，”、“十里扬州景物稠”等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在中国文化领域独树一帜。扬州戏曲、扬州评话、玉雕漆器、扬派盆景、雕版印刷、淮扬菜系等更是独具特色，源远流长。
有唐一代，中国国力鼎盛，扬州也达到了极盛的巅峰，曾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的门户。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道采访使和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中，扬州始终起着枢纽和骨干作用。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扬州专设司舶使，经管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唐代扬州，来自新罗、高丽、日本、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婆罗门、昆仑等国客商长期居住经商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扬州港“帆樯如林、商贾如织”，被誉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埠。日本遣唐使来扬州和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新罗文豪崔致远于公元880年来扬州，从职淮南，勤于政务，参与军事，职掌馆驿，辛勤笔耕，撰写了大量的诗赋、公文、表状，884年回到新罗，传播汉文化，被称为“东国儒宗”，成为最杰出的新罗文豪。扬州人李善在吸改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注释的《文选》，旁征博引，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经散失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子李邕，不仅文章、诗歌很有影响，也是继虞世南、褚遂良之后的大书法家之一。大诗人张若虚为“吴中四杰”之一，仅《春江花月夜》一首诗，就有“孤篇压全唐”之誉。武周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徐敬业、骆宾王等人会集扬州，起兵反武氏篡政，首先斩杀扬州长史陈敬之，成立匡复府、英公府和扬州大都督府，集兵10余万。武则天遣大将李孝逸带兵30万讨伐。徐军溃败，徐敬业被部下斩首。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扬州遭到严重破坏。杨行密在扬州建立政权，史称“杨吴”，有短时间的经济恢复。不久，又陷入战争的破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