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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邓颖超（1904-1992）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
1913年至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她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她还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1923年她参与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1925年夏，邓颖超被调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她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结婚，从此他们结为终身革命伴侣。1926年，邓颖超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她为推进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从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五年。
1932年至1934年，邓颖超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央机关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在这期间，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十分出色。1938年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同董必武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与中共方面的其他参政员一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国民党的反共罪行。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妇委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颖超以中共方面唯一女政协代表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为争取国内和平而积极奔走。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中共八大后，为历届中共中央委员。1976年后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这期间，她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以后，邓颖超先后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和欧洲议会，会见了来自亚、非、拉、美、澳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客人，198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为国际和平与世界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关于邓颖超无孩子的原因是: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此时的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
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独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军阀陈济棠在广州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