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派主张善比单纯的美更美，他们举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帜，要求充分地发展个性和自由地表现自我。白桦派的作家们对人生的态度是乐观、明朗而又天真的，他们呼唤着光明和希望，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之情。白桦派无疑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柏格森、尼采等人的思想感兴趣，也推崇托尔斯泰、歌德、惠特曼的作品，还极力介绍贝多芬、塞尚和罗丹。但白桦派的作家作品中无一不蕴含着传统文化的韵致。武者小路实笃崇拜托尔斯泰，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肯定人的自然感情，并实验建造他那乌托邦式的乐园——“新村”，他的《天真的人》、《幸福的人》、《友情》等小说都贯穿着一种明朗的、肯定的、富于生机的理想主义情调，充满自然和爱的活力。而作品中透露出的悟性，则得力于他从叔父那里接受的禅学和阳明学说的影响。有岛武郎作品中的欧洲风格是很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时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一个女人》中的早月叶子身上就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与此同时，他早年受到的儒家思想教育，又规范着他的思想倾向，以至于他直到最后也没有迈进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在矛盾痛苦中自杀。志贺直哉在白桦派作家中是颇具特色的，作品中深厚的道德观念和深刻的伦理自觉，尤其那深沉典雅的心境和清淡含蓄的深蕴，都具有东方色彩。他把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与东方的禅学等调和得恰倒好处。《到网走去》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女主人公生活的不幸给予了无限同情；《和解》写了克服生活中的不安和危机而走向了和谐；《暗夜行路》更让主人公在大自然中寻到了清净、和睦，从而谅解了生活中的一切苦难。从白桦派作家这里，我们更是体会到了日本文学对东西方文学融会贯通后所产生的魅力。
唯美派和白桦派东西和璧的做法显示了日本文学的风格，到了新思潮派，这种风格愈加明显。新思潮派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最后一个流派，确实综合了近代文学中各派之长。他们既不满足于浪漫主义的热情奔放，也不同意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既不趋向于唯美派那超脱现实的美，也不附着于白桦派那人道主义的善。新思潮派主张面对现实，不避丑恶，但要有新的角度，要理智地对社会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在写作技巧上要追求完美和精巧。因此，他们对各流派兼收并蓄，不轻易拒绝，也不盲目随从，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芥川从小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江户文化的熏陶，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又接触到了欧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各种流派的作品，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把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化、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芥川历史题材的小说，既揭露了充满灾难的社会及其弱肉强食的法则（《罗生门》），也分析了人的脆弱的自我和人们那种旁观的利己主义心理（《鼻子》）；既通过艺术与封建强权的矛盾而否定艺术至上的道路（《地狱图》），又流露出了对人丧失信心和对客观事物不可知的迷惘情绪（《竹林深处》）。芥川现实题材的小说，既揭露了军国主义的残暴（《将军》），也对小人物寄予了同情（《阿富的贞操》），并歌颂了劳动者的美好情操（《橘子》），还写了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心理（《秋》）和小市民家庭复杂的矛盾（《阿津和孩子们》）。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往往是构思诡奇、手段独特，其中既有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矛盾冲突等，又可见到现代派小说的人物独白、时序交错、荒诞象征等。可见，芥川龙之介是博采了传统小说和现代主义各家之长，使之互相渗透融合，面对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同样多元的外来文化，理智地作出了合乎自己风格的选择和组合。
在整个日本文学中，大概没有哪一时代的文学比近代文学更西洋化，也没有那一时代的文学比近代文学更东方化，这种不协调是以协调的方式出现的，日本近代文学正是在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发展起来的，走了一条痛苦而曲折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学被西方化了，西方文学被日本化了。但由于专制政治的钳制，日本的近代作家们不可能无所顾忌和积极入世，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往往一开始是积极地敞开自我、接受世界、充满豪情，但最后常常又陷入自叹自怜自艾中，缺乏深刻的历史眼光。但不管怎么说，日本近代文学在既坚持民族传统又追赶世界潮流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