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 昭信股票是清政府于1898 年发行的一种国内长期公债，近十多年来，陆续有学者加以关注。既有研究对此项公债的章程及发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析，从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良、金融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等方面分析了导致此次公债发行失败的因素，揭示了昭信股票增加人民负担，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些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尚未能全面展示昭信股票的历史信息，尤其不足以说明昭信股票如何走向“失信”的结局及其历史影响。①笔者钩沉史料，拟对昭信股票的设计、在官场与民间的发行及其收场等问题，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再做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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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得到南京大学“中流一希马拉雅基金”、教育部2004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谨致谢忱。
① 笔者见到的关于昭信股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英：《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第195—204页；胡宪立、郭熙生：《中国早期公债——晚清“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80—83页；崔鹏飞：《我国第一张以“股票”公开发行的公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95—99页；崔鹏飞：《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始末》，《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第61—65 页；尧秋根：《清末公债的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45—151页；冀满红等：《昭信股票浅析》，《历史教学》2002年第 6期，第30—34页；金平：《昭信股票发行原因浅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48—49页；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9页；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352页。
一、晚清政府创办昭信股票缘起
发行“昭信股票”是晚清官方一次不成功的募集公债活动。所谓公债，就是一国之中央或地方政府基于政府信用而举借的各项债务，其中以国家名义举借者，又称国债，分为内债与外债。公债制度是随着信用制度的逐步健全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对公债的起源有过这样的论述：“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①在近代西方，公债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经济政策，在那里，“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②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据统计，英国1828年的各项公债总额约为80800万镑。③1871至1873年间，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国债总额分别为：78497．2万镑、74879．0万镑、26147．5万镑和6735．7万镑。④可见，国债的数额同当时各国国力水平近乎成对应关系。
近代以降，当国内有识之士探索强国富民道路时，公债制度亦成为他们关注和研究的“西政”之一。例如郑观应在19世纪80年代成书的《易言》中这样写到：“泰西各国，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不欲授利权于异国也。”⑤马建忠于1879年作《借债以开铁道说》，对西方的“国债之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受不断加重的财政危机困扰的清政府，在外国资本集团的利诱与胁迫下，开始了愈演愈烈的举借外债活动。大量的洋债不仅使清政府的内政受到列强干涉，而且在经济与社会效益方面蒙受巨大损失。有人将清政府的这种国债政策同西方作了比较后指出：“今我中国以创办铁路、振兴诸事之故，向各国借贷，其迹与欧洲各国之债无殊。然欧西之债，多借之于商民，故国富而民亦富；中国之债不借之商民，而借之外国，即使所成之业可以获利，而终年利息已为外洋所得，则我中国沾其余利，当亦无几矣。此又中西国之别而不能一概论者也。”⑥还有人指出：“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绝大漏卮。”⑦正是从减少损失，挽回利权的角度出发，国人对公债的关注重心从外债转向了内债。有人乃至指出：“必本国无款可借，始转贷于邻封方为妥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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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2—823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3页。
③[英]克拉潘著，姚曾虞译：《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5页。
④《说国债》，1897年10月3日《申报》，见上海书店影印版，第57册，第195页。
⑤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⑥《说国债》，1897年10月3日《申报》，影印版，第57册，第195页。
⑦《郑观应集》上册，第584页。
⑧《郑观应集》上册，第198页。
随着对国债了解的日益增加，晚清官方为缓解财经困难，逐步开始自借内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清政府在1894 年的“息借商款”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举借内债活动。①事实上，早在1878年，道员胡光墉就帮助督办西征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举借过内债。②1894年的息借商款，应该说是晚清政府首次大规模举借内债。是年9月8日，户部鉴于“海防吃紧，需饷浩繁”，而举借洋款又多所折损，认为有必要“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遂奏准息借商款。其《章程》规定：先由户部向京城各商借款100万两，利息7厘，借期为两年半，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还利不还本，第二期起本利并还，定以五期还清。借款由官发给印票，以为凭券，交款购券、还本付息，皆于票内注明。朝廷复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关埠等处照户部办法，妥立章程，向各属官绅商民息借款项。经过数月的筹办，山西、陕西、江西、湖北、四川、广东、江苏等省各已筹借从数万至数百万两不等的商款，加上户部在京城所借之 100万两，总数“已逾千万之数”，对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发挥了明显作用，“洵于军兴用款不无少补”③。1895年5月，朝廷谕令此次息借商款停办。
虽然在办理息借商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能在短时间内筹借上千万两巨款，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此次试办公债也为三年后“昭信股票”的发行提供了借鉴。《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巨额赔款造成清政府前所未有的财政负担。到1898年初，《马关条约》规定的第四期赔款即将到期，此时的清政府“库藏空虚，舍借款无以应急”④。各国闻此，争欲为清政府贷款。虽然“舍外洋不得巨款”早已是官方熟知的事实，但对借洋款的“种种吃亏”，中国官员自然是清楚的。面对此种局面，“为杜漏卮[卮]，免亏折而济国用起见”⑤，右中允黄思永在总结此前息借商款的基础上，再次提出了举借内债的主张，得到朝廷采纳。于是，最终被命名为“昭信股票”的新一轮内债便在全国范围开始筹借。用时人的话说，昭信股票系在“旧法”基础上，“参以新意”而创设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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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经济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第1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② 其时，左宗棠批准他“照泰西章程，设立公司洋行，纠集众商筹资待借，意楚弓楚得，利益归之中华，而取携又较便也”。胡光墉遂在上海集资筹设“乾泰公司”，每股5000两，共凑资175万两，借与左宗棠以济军需。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而言，1878年左宗棠的“息借商款”同近代公债已无多大差别。左宗棠：《筹借商款以济要需折》(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5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44)，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0、24页。
③《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5页。
④《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6页。
⑤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2272页。
⑥《报纪谕领股票一则系之以论》，1898年3月2日《申报》，影印版，第58册，第3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