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笙（1873—1936），上海人，翻译家，曾翻译过《毒蛇圈》、《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木星》、《海底沉珠》、《红痣案》、《含冤花》等多部小说。他的译品大都采用当时流行的报章体，即浅显的文言文和白话文。1906年，他带头发起“译书交通公会”，并为之撰写了《宣言》，申明了该会的宗旨。《宣言》阐述了译书的重要性，提出了译者所应该遵循的准则，其中说道：
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蒙窃或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低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而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
周桂笙批评了一些文人一味自大，总以为中国文学最佳，无需向别人学习的保守心理，倡导向别的国家学习。他认为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明的世界、一个竞争的世界，只有取他人之长，才有希望跃为强国；可通过译书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使我国力不断增强。
周桂笙提出：译书者是新思想的传播者，责任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可译界的状况不尽人意，劣质的译文充斥市场，不但误导读者，也给中国的翻译事业带来了不好的名声。在《宣言》中，周桂笙列举了译界的种种弊端，批评了一些译者不负责任的态度，里面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译一书而能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吾见亦罕。今之所谓译书者，大抵能率而操觚，惯事直译而已。其不然者，则抄袭剽窃，敷衍满纸。译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译自西文者，则不免佶曲聱牙之病。而令人难解则一也。尤其甚者，坊间所售之书，异名而同物也。若此者不一而足，不特徒耗精神，无补于事，而购书之人，且倍付其值，仅得一书之用，而于书贾亦大不利焉。夷考其故，则译书家声气不通，不相为谋，实尸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