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开始介入经济运行。1935年，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也开始推行第二期“新政”，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等法规加强对产业工人的保护。罗斯福认为，“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机会，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政客们总能找到让普通老百姓动容的措辞，但在美国1938年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中，的确规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以及禁用童工等。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正通过国际贸易、资本跨国流动以及产业的国际转移等多条途径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上述因素相互作用下，世界劳动就业市场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与其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社会发展等问题是交互并行的，就业率的高低甚至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主体为争夺资源、利益和话语权，采取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作为劳动力市场的新加入者，在受全球化影响劳动力市场变数增多的情况下，中国青年就业的脆弱性不断增强。
时代背景2009年3月24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金融和经济危机：体面工作的应对策略》的报告，报告对各国经济刺激方案进行了研究，指出有关刺激措施偏重于为金融系统纾困和减税，而非创造就业和提供社会保障，不利于纠正全球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报告认为，全球危机在金融、贸易、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根本性原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应对政策必须针对所有方面。报告呼吁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调整政策，关注创造体面就业，阻止全球长期和严重的失业危机的出现。
报道说，劳工组织2009年1月公布的《2009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失业率将从2007年的5.7%上升到2009年的6.1%，这意味着2009年的失业人口与2007年相比将增加1800万；如果经济前景比预测的还要糟，失业率有可能上升到6.5%，失业人口将比2007年增加3000万。此外，还会有大批的新生力量需要就业。
报告提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全球就业方案”，其要点是：1、确保企业获得贷款；2、应把体面工作和广泛的社会保障作为核心内容列入刺激方案；3、防止工资紧缩；4、促进经济刺激方案的国际协调。
在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比例为70%。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以每年300万至400万的规模进入就业市场。根据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的统计预测，2008年以后，高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到2011年，大学层次毕业生数量将达到峰值，约758万人，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生就业压力不会减弱。
随着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带动了对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高校毕业生的强劲需求。但由于毕业生供给增速超过经济增速,市场消化超量供给的人才需要时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没有找到工作。结合国家人事部的统计资料，由于高校持续扩招,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接近600万，加上往年毕业而未能就业的高校生，就业大军高达1000万人。与经济增速的放缓相反，逐年增加的大学生人数，给应届大学毕业生增加了许多就业压力。
各国就业特点促进就业成为各国政府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是人们生存、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和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因此，工作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这已是普遍共识。有鉴于此，各国政府都把促进就业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呈现以下特点：
1995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把促进全球充分就业作为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基础，并尽最大努力使所有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的就业而获得有保证的、可持续的生活条件”。90年代通过《劳动力投资法案》，把各州的就业服务统一为全国性服务。2002年，国会还通过《行业调整改革法案》，对那些受到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工人提供一定的财政援助。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战后第一部《就业法》，提出通过相应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兴，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就业，由此正式确立了政府就业政策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面对与日本的激烈竞争，把发展新兴信息通讯、生物化学等高科技产业作为施政的重点，为9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和失业率大幅下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发展中小型企业，也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促进就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小企业已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一半，提供的就业岗位在私人部门就业中超过半数。
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欧盟于1997年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首次将就业问题作为独立的内容。同年11月，欧盟就业特别峰会确定了“欧洲就业战略”，提出将创业精神、提升就业能力、增加劳动者对新技术与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性和男女平等就业等作为欧盟就业战略的四大支柱。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每年制定《国家就业行动计划》。在过去５年中，欧盟各国实施就业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业率由1997年的10.1%下降到2001年的7.4%，青年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引引法国于1967年成立了国内最大的职业介绍机构——全国就业管理局，拥有850个分支机构。1996年就业管理局在法国就业市场上所占职业介绍份额达到40%。美国劳工部在90年代提出，企业、求职者、公共和民间职业介绍机构要共同努力，构建就业服务网络系统，使求职者通过网络直接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整个服务系统由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培训网络、工作银行、人才银行等４个相互连接的数据库网络构成，提供全方位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服务。1998年的《劳动力投资法案》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一站式”就业服务体系，集中提供求职帮助、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申领失业津贴等多项就业服务内容。
英国国会于1909年制定的《劳工交换法》，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就业服务立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各地设置劳工交换机构以帮助失业人员就业。1944年国会通过《残疾人就业法》。1948年通过《就业与培训法》，授权劳工部发布全国就业信息，指派就业委员会举办成人就业培训，辅导劳工异地就业等。1980——1999年间，英国政府修改或通过《就业法》、《性别歧视法》、《工资法》、《工会与劳工关系法》、《劳资纠纷法》、《全国最低工资法》及《就业关系法》等。一个世纪以来，英国通过了大量的劳动法案，比较重要的就有66部。
日本的劳动立法大部分都与就业有关，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劳动基准法》、《职业安定法》、《雇佣对策法》、《最低工资法》、《雇佣保险法》等。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都是强调政府以及雇主在就业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并实现职业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影响欧洲经济顾问组织最近公布的一份欧洲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贸易、外包及离岸业务的增长非但不会造成失业，反而会增加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岗位。
欧洲经济顾问组织(european economic advisory group)指出，虽然全球化可能导致某类技能需求下降，但它往往也会扫清劳动力市场上破坏就业的僵化机制。欧洲经济顾问组织是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创办的一个欧洲学者团体。
[2]该组织的研究显示，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影响。虽然该组织承认其统计数据仍然较为“粗糙”，但报告的结论是，全球化最有可能促成就业的长期增长。但欧洲经济顾问组织提出，这些好处不可能均匀分布。较为富有和拥有较高技能的人群将会受益，失意者则是那些技能较低的员工，他们将面临来自海外工人和移民更激烈的竞争。
虽然贸易的好处会带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副作用，但该组织建议各国政府在面对海外竞争时，要避免采用试图保护就业和均等工资的政策。相反，他们应当“尝试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确保那些本来会输的群体也可以分享到好处”。这些途径包括：增加市场竞争和产品需求；削弱工会过分抬高工资水平的能力；降低进口价格，从而在不抬高企业人力成本的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
此份报告研究后发现：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创造的工作岗位就越多，失业率也就越低。
发展趋势产业变动进程加快，服务业逐步成为就业主体。战后发达国家从“产值的工业化”和“劳动力的工业化”形态，先后进入“产值的服务业化”和“劳动力的服务业化”历史阶段。今天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就业活动的绝对主体。例如，2001年美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4%、21.6%和76%。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导致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向现代第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在发达国家，特别表现为现代商业服务的劳动力比例大幅度增长。现代商业服务业包括广告、软件和计算机等信息密集服务，以及会计、建筑设计、工程策划、法律、管理咨询等知识性服务。
在劳动力结构朝着工业化特别是服务化调整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向直接有助于生产率提高的现代第三产业转移；转型国家在工业化完成的背景条件下，更多地关注劳动力面对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需求压力，更新知识结构的要求显得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在发展以非正规部门为主的服务业就业的同时，需要不断提升正规部门就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就业的水平和程度。
发达国家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力比重在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美国和欧盟国家灵活就业的比重都在上升。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灵活就业的方式更多地表现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比率迅速增加。自营就业、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等非正规部门成为巨大的“劳动力海绵”。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内部分化的程度日趋严重：高技能人才成为全球物质资本的追逐者，他们能够在全球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自主择业和充分流动；而对于普通劳动力，特别是缺乏就业技能的一般劳动力，各国大多采取以本地生产商品代替普通劳动力流动的运作方式，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有向下竞争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既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又改善劳动条件，为普通劳动者提供良好的社会保护，这是在灵活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就业模式日趋多元化条件下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相关加入WTO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从就业形势看，加入WTO后，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开始从两个层次上受到影响和波及：一是直接影响，即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上更加激烈的竞争；二是间接影响，即国内外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改变了中国的原有产业结构,并进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就业。
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对外开放，1984年开始关贸总协定谈判，直到1995年签订关贸总协定，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加速。到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整个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价格低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开发，通过加工贸易等形式，在国际低端产品市场占领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进程始终受制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发达国家控制着技术，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重要出口对象。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对整个产品加工、出口链的控制，获取高额利润，不断降低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含量加工业的利润空间，进而限制了就业空间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限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限制了其国内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并往往存在贸易逆差。为了解决贸易逆差，发达国家又施压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这又进一步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低技术、高劳动含量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机会。
总而言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有限。虽然中国农村已经转移出了2－3亿劳动力，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0%，但是，农村尚有大量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追求公平的全球化是促进青年就业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