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的由来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并于1997年进一步变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在这些法律文件中，环境问题转化为气候问题并进而在技术上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在法律上产生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由此形成全新的“碳政治”。
“碳政治”的核心问题“碳政治”背后的核心问题乃是新技术问题。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
“碳政治”下的中国战略抉择在信息时代之后，欧美一直在摸索下一次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点，基于对传统能源耗尽的预测，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能源技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以我为主”，在面对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
中央已经明确把新能源技术定义为“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问题是，在众多的新能源技术中，中国究竟选择哪些技术作为突破口？这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技术基础，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要考虑国际市场，尤其要考虑这种新能源的开发必须能带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将这种新技术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
“碳政治”最终要转化为一系列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需要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上。其中，如何测量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如何在法律上分割碳排放权，就直接影响着“碳政治”的利益分配。为此，就需要提出一套用技术话语包装起来的关于统计和计算的方法学，从而在国际谈判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标准。
“碳政治”是在一套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国际政治，参与“碳政治”就意味着要参与国际话语游戏。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国被看作是“利益攸关者”而不可避免地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因此，中国应当以大国领袖的姿态同时作为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并借助西方人熟悉的“话语”，主张建设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能够被涵盖在这些话语之下，并对这些话语形成重构。
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而不能自说自话。在国际话语构建过程中，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哲学观念、政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
从近代中国进入西方国际体系以来，西方人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只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权利，很少获得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为此，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
但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仅需要国家实力，更需要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和想象力，它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而且是提供理论武器的思想家，更需要将实力、专业知识和思想整合在一起的伟大政治家。由此，国际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依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体制之间的竞争。 目前，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考验。 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