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 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注一)。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落于东院，寺之规模，更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帷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第二十三图)者 ，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 此外柱头削作圆形(第二十六图)，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 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 ，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注二)，条理井然。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 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 (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才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注三)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梁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 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 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 ，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 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 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朔，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 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此二者俱属事实 ，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 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