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 Catford,(1917-- )
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 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 （textual material） 去替换lingyizhong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并把追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是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作为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卡特福特曾将不可译性的因素归纳为两大类别"语言的和文化的。所谓语言不可译性，是指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没有与原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原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第二;原语单位一词多义在译语中却没有相对应的.例如英语句子time flies,中flies既可以是名词苍蝇的复数形式;又可以是动词快地流逝的第三人称单数.再加
上time本身既可做名词;又可做动词;因此这句话就可能有两种理解"时间过得真快&观察苍蝇的速度-.这种英语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含混性在汉语中是无法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再如海明威的一部小说永别了武器.这个书名里就有一个典型的一词多义现象arms既可指=手臂又可指=武器.这个一词多义现象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对等物.因而;尽管大家一致公认的译法为Z永别了;武器[;但是这种译法毕竟没有反映出原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进而丧失了文学的模糊美.
另一大类为文化不可译性它产生的原因是=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像汉语中的=秀才C=贡生C=三教九流C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化不可译的成分.但是;卡特福特又认为将来文化不可译性的所有情况都可以被看作是语言不可译性的一种;因为现在有些文化上不可译的词语可以归之于语言不可译性.
笔者认为;这种无视语言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差异的倾向是不能用来阐述可译性问题的.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面对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可译性的限度问题;尽管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要想深入研究可译性的限度;那些蕴涵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因素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对应的可译性限度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种不可译性在程度上的差异;才能使其对翻译实践起更大的指导作用.换句话说;要解释可译性问题;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化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但是卡特福特却倾向于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可译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