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达了这么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从表面上看,一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从而,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着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
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的理论，是指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不会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 即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性总付的税收，还是发行政府公债来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均既不会影响居民户的消费，也不会影响资本的生成。李嘉图指出：“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性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
现代经济学家们并非完全同意李嘉图的见解，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R．J．巴罗提出：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不仅会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应，也可从其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应。再进一步延伸：利他的消费者们肯定关心，至少是间接地关心其本人及其所有子孙后代的包括即期和未来消费在内的整个消费过程。然而，经济学家们对于这样的假设和推论，也处于不断的争论过程中。
托宾（Tobin）也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限制条件太多，与现实不符。托宾认为国债发行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对增加的收入不会完全用于增加遗产形式的储蓄，消费的增加是显然的。与此同时，国债发行也能够吸收私人储蓄，也就能够对总需求产生影响。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则产生民间储蓄剩余，这时就有必要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的增加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因此，以国债融资支持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
曼昆（Gregory Mankiw）从消费者的短视、借债约束和代际财富再分配三个角度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
1，短视。“李嘉图等价”的赞成者认为，人们在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时具有充分的知识和先见之明，即人们的决策行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因此，理性的消费者能够预见现在政府举债意味着将来要增加税收。
曼昆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人们在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时是短视的。人们往往是依据将来税收与现在税收相同的假设采取行动，而不会考虑现在的财政政策会引起将来税收的变化。因此，债务融资的减税效应将导致人们误以为永久收入增加（其实并没有增加），从而导致其增加消费。
2，借债约束。“李嘉图等价”的赞成者认为，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永久收入（包括当前收入和预期收入）。因此债务融资的减税会增加当前收入，但永久收入不变，从而消费不变。
曼昆认为，永久收入假说是靠不住的，因为某些消费者面临着借债约束，无法顾及永久收入问题。对这样的消费者，当前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是当前收入而不是永久收入决定其消费。债务融资的减税增加当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
3，代际财富再分配。“李嘉图等价”的赞成者认为，消费者具有利他主义的行为倾向，不仅从自己消费中而且从子女消费中得到效用，不仅关心自己的消费而且关心子女的消费。对减税后的增税预期使消费者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以应对将来（甚至子女）的税收负担。
曼昆认为，人们所具有的是普遍的利己主义行为动机。举债导致将来税收的增加会落在下一代人身上。举债代表一种财富的转移，从下一代人向当代人的转移。当代人会以下一代人消费减少为代价而增加自己的消费。
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持续着，还看不到哪一方的观点会最终取胜。对它的争论就像“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宏观经济学”一样引人入胜。
注：该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