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重耳之忠臣-介子推(冷食节就是纪念他的)
介子推，重耳(献公子)微臣。周晋(今山西介休)人。一作介之推(介推)，亦称介子。另有姓王名光之说。生年不详，卒于晋文公元年(前636年)。县志云，文公返国，介子推“不言禄”，隐于绵山。晋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他抱树而死。又据通志，介子推隐“后三十年，见东海边卖扇”。如是，其卒年可能在晋成公年间(前607年～前600年)。
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仅有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骊姬之乱”后，晋公子重耳避难奔狄，随行贤士五人，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准此，则介子推早年也曾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晋君，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据《韩诗外传》，谓重耳亡时，头须(一作里凫须)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被围，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养重耳。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重耳返国，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分推”。对此，介子推没有象壶叔(一名陶叔狐)那样，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
《吕氏春秋》云，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此说显然不足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岂有自作诗而悬书宫门之事，当是介子推从者所为。介子推隐居绵山后，文公曾派人多方寻找，并以绵上之田封给介子推，故绵山亦称介山。
介子推是否被晋文公烧死，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忠义之士；多少文人墨客、达官显宦，登临题咏，寓兴抒怀，抒发对介子的怀恋思慕之情。清傅山有诗云：“青松白梧十里迥，狴(木字旁)青抵白祠堂幽。晋国园陵迷草木，绵田香火动春秋。名更卖扇传东海，身隐承颜肖故邱。还虑寒山太枯寂，婉客分到牡丹头。”对介子的怜惜敬仰，对君主的怨怼忿詈，具蕴之于胸次，发之于笔墨。在介山，有“思烟台”遗址。传说文公焚林，有百鸦绕烟而噪，或围在介子推周围，用躯体遮挡烈焰。晋人感其功德，在此筑起一高台，纪念这些义禽。据县志引《山堂肆考》，文公为哀悼介子推，曾下令全国，三月五日为火禁日。相传火禁不严，就会有风电之变，这便是我国数千年来寒食节的由来。在三晋历代，人们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以妥介子在天之灵。宋天禧元年(1017 年)，真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宋王当《春秋臣传》为介子推立传；民国《介休县志》、雍正《山西通志》也为介子推立传；胡春霖《山西名贤辑要》，介子推被收入《廉介类》。
君主诏封晋爵，人民祀之诚矣，这种矛盾现象涉及对介子推如何评价的问题。固然，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处处渗透着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介子推“舍身赴义”的洁芳善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奸伪欺罔、人世谬举的愤懑，他的割股食君的牺牲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淳厚尚俭、信实礼让的传统美德的体现；从更深层次上看，在介子推身上蕴涵着对祖国的深沉赤诚的爱恋之情。晋献公嬖骊姬，杀申生，昏于家，乱于国，而重耳则成为振兴晋国的希望。介子推的行为是他笃信爱晋国须爱重耳的自然表露。也许，正是这种对祖国的挚爱，才是人民永远怀念介子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