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赵登禹（1898-1937）， 字舜臣，汉族，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袭热河省，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为消灭敌军，赵登禹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至退途中，在丰台区大红门处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代表”。
平生经历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练习武术。1914年，赵登禹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不久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其贴身警卫。1920年，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将军轶事由于喜峰口是石头山，无法构筑掩体工事，守军在日寇大炮猛轰下伤亡惨重。有勇有谋的赵登禹在3月11日夜，派出两个团，并亲率其中一个团，出潘家口绕至敌后，去夜袭敌炮兵阵地。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战砍杀鬼子500余名，炸毁大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132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132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7月27日，赵登禹与他的老上级佟麟阁共同率部与敌激战。午后，佟麟阁在大红门以东中弹牺牲。赵登禹奉命率余部向大红门方向突围。下午，一贯冲锋在前的赵登禹在杀至大红门附近黄亭子时，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军机枪扫射，中弹殉国。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39岁，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著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
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抗战事迹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
赵登禹路赵登禹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北部。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而得名。王朝网络名称来由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