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是美、俄两国政府换届选举的关键时期，适逢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联想到前不久普京总统在外交上频繁的攻势动作，不禁萌发了要撰文对中、美、俄这三个国际政治舞台上重量级国家的外交策略与得失进行一番粗浅比较的想法。
谈到前段时间俄罗斯北极插旗、恢复轰炸机巡航、大威力航弹试爆等一系列军事、外交动作，还要从美国试图在东欧建立反导雷达站说起。准确地说，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在发展之初，主要针对的并非俄罗斯，而是其最具竞争潜力的对手——中国。因为以人类现在科技条件打造的有限导弹防御能力，根本不足以应对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庞大核武器储备，而对中国仅数百枚的核武库却能构成一定的威胁。美国之所以构建这些系统，意图应该有二：首先，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想与中国打核战争，而是要增加同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外交筹码；其次，虽然美国不期望和中国的关系退回到同前苏联一样，相互隔绝的纯“冷战”状态，但还是希望通过TMD和NMD计划，像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概念那样，把中国拖入一场他们可以掌控的军备竞赛内，借以消耗中国的国力，同时为其国内的军工企业争取经费提供借口。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俄三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争是政治、外交问题，而并非军事问题。
不过，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在落实的过程中，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当他们如火如荼地为TMD和NMD计划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偷眼观瞧中国的反应，却发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原本应该同样手忙脚乱的中国，非但没有忙得不可开交，反而是闲庭信步，平静地看着美国的一举一动，还不时地微笑着挥手说“你忙你的，甭管我”。中国之所以这样应对，从军事角度其实很好理解。在导弹攻防战中，防守一方务求实现面面俱到，而进攻一方则只需突破一点，作战任务即告达成。待其庞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完成后，中方只需在区区数百枚核弹头的突防技术上稍加改进，美方就又要全盘皆动。所以，绝对防御的作战成本要远大于战略突防。以中国的外交原则，其无意主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未来有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外交事件上，美国人恐怕连一颗核弹都承受不起。中国的一位核武器突防技术专家曾经说过：“矛永远比盾锋利”，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北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战略研判。而正是出于这样的观点，中国并未如美国设想的那样，在导弹防御上倾注太多精力，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采取了以逸待劳、静观其变的策略。
面对中国低调的应对态度，美国人顿觉兴味索然、意兴阑珊。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重新把焦点放在他们“冷战”的老“客户”——俄罗斯人身上。除了在太平洋西岸留下韩国、日本等几个自愿出钱构建TMD的“小兄弟”充场面外，美国已把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重心转移到了东欧。与中国不同，这次俄罗斯人并没有让他们失望。事实上，俄罗斯的激烈反弹是美国完全可以预料的，或者说这正是他们期望看到的。
尽管俄罗斯近几年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不过这是靠大量出售矿产资源等一些高污染、高破坏、低附加值产品换来的。在其国内远没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俄罗斯的经济复兴还言之尚早。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应该把精力更多地专注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系的完善上，而不是根本无法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导弹防御计划。当下，俄罗斯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友好的经济建设与外交环境，而非意气用事的民族虚荣。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真正负责任的大国不怒自威。实力，并不是一定要摆出来别人才看得到的。从长远发展来讲，俄罗斯近期这些激进的动作，非但不能给其内政、外交带来多大益处，反而令其在他国民众心里留下了穷兵黩武的印象，并把在国际社会上渐趋中立的法、德等国重新逼回到美国的怀抱。
纵观俄罗斯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人们会发现它是一个荣誉感很强的民族，不过当这种荣誉心理膨胀到超出其实际能力或需求的时候，就会演变成消极、负面的虚荣心理。对前苏联的某些行为我们确实很难找到除虚荣心外的其它解释，尤其是在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军工领域，这类行为更加多见。就拿他们高达数万枚的核武器储备为例，即便在敌人的首波攻击后幸存不足三成，仍旧有足够毁灭世界的威力。其实，拥有炸毁地球一次的能力，和拥有炸毁地球一百次的能力是相同的，如果他们真的打算使用这些武器，就根本没有必要发展突防技术，因为把这些核武器直接扔在自己脚下，和投掷在美国本土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美国人这样做是为了给其军火巨头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而对前苏联的做法，除了攀比的虚荣心理外，我们很难为其找出别的理由。
不知诸位是否还记得，在北约东扩之初，俄罗斯曾表示过，不排除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这于外交上讲，无疑是在用极低的姿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挥舞橄榄枝。不过，他们却忽略了一点，美国政府为了给其军火商向国会伸手提供有说服力的借口，是根本不会接纳象中、俄这样的重量级战略对手成为其盟友的。因此，俄罗斯的暗送秋波，换来的却是西方世界对其战略空间变本加厉的挤压。这便极大地刺伤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结合前面所提到的部分虚荣心理，导致俄罗斯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潜意识里，对“冷战”抱持某种怀念的情绪，因为那段时间是俄罗斯民族发展的鼎盛时期。正是出于上述心态，俄罗斯用一些过激的手段与西方对抗，借以维持“冷战童话”的做法便不难理解了。但笔者认为，在目前国与国之间利益交叠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下，无论是盲目地妥协，还是单纯地对抗，都非成熟的外交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部分冲动的民众不同，真正策划、主导这一连串激进外交动作的总统普京，却是俄罗斯政坛头脑最清醒、冷静的一位。10月1日，他在莫斯科表示将领导统一俄罗斯党，参加于12月2日举行的新一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这一举动令其此前发动一系列军事、外交攻势的真正用意昭然于世。很显然，普京总统是想通过这些动作，来加强自己在渴望重建俄罗斯帝国的民众心中的威望和凝聚力，借以巩固、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他整套的政治动作，则是国际上堪称教学版本的，利用牺牲部分国家外交利益，转为国内政治消费的典型范例。回头反观中国，笔者之所以用“太极”来类比我们的外交工作，不仅是因为中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轻松地化解了美国利用建设导弹防御系统而发起的凌厉外交攻势。更主要的是他把大部分资源都放在自身经济建设和内部矛盾缓解上的做法，与“太极”注重强调个人修为的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妙。毕竟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自身发展的成败才是决定其兴衰的根本因素，至于外部的围堵、遏制只是次要的诱发因素。如果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处理外部事物上，必然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轻忽中国的外部威胁而高唱天下太平。我们在各大国中是地缘政治条件最差的一个，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尽管随着人类远程投送及运输技术的发展，这一影响正逐渐被淡化，不过短期内中国仍旧无法完全掌握包括国际航线在内能源、经济命脉的操控权。另外，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不够强大，尤其是和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相比，我们处于明显的劣势。基于这种态势，中国放弃了传统军事对抗式的“冷战”思维，而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应对模式。在拳击比赛中，我们常看到实力较弱的一方会抱住较强的对手，令其无法发挥攻击威力。中国正是采取这种策略，来模糊与主要敌对国家间的利益界线。具体的做法是：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地吸纳海外资金，同时积极地向海外投资，并大量持有外币资产。虽然这样做要为他国分担一些经济风险，不过这种作用是相互的，因而不必太过担忧。目前来看，他们的做法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内部在经济上有什么风吹草动，美国的紧张程度恐怕并不会亚于中国政府。虽然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这都是各企业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本着趋利原则而自发完成的。至于像中国这样，由政府主动进行，带有一定外交目的的经济渗透，在全球却是独一无二的。
回顾历史，人类科技的进步和自身政治智慧、社会心智的成熟与完善，是两条并列发展的轨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前者不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发动战争、破坏自然的手段，而后者却赋予我们遏止战争的理性与智慧。但遗憾的是理性制度的建设往往滞后于武器的研发，人们大多是在惨痛的战争教训后才意识到它的危害。时至今日，人类阻止战争的能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但人类杀戮、破坏的手段也是空前的完备。随着核武器的大量列装，我们再也没有资本来做完善反战制度的大规模战争试验了，就这个问题，如果犯了错误，历史不会再象从前那样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因此，人类不能再单纯地依靠惩戒来阻止大规模战争，而要从消除导致战争的根源上来预防战争。
迄今为止，引发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有三种：1.利益的争夺；2.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3.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对抗。其中第一点是本质原因，而后两点通常作为前者的借口或表现形式呈现。对于世界利益的分配，西方大国虽然喊着“双赢”的口号，但在骨子里却并没有真正接受这种理念。他们看不到合作所创造的安定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仍旧保守地把世界看成是一块大小固定的蛋糕，你如果分得多了，他自然得到的就少了。本着这种理念，国家之间争夺、对抗的心态也就不可避免了。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实行的利益融合、经济大同的做法，眼下有利于保证其自身的平稳、安全，从长远讲，也给彻底消除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指明了一个不错的方向，而说奉行这一外交原则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应该并不为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主要争夺的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外加人们“好为人师”，喜欢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的本性，致使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的差异，对国家、民族之间冲突的影响更加实质化、激烈化。
提起意识形态之争，现今世界上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以中国为首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梳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时，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事物的演进过程是以类似“阻尼震荡”波形的轨迹来完成的。事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不断的矫枉过正中趋于中间化；或者两个极端对立的事物在冲突、妥协后，逐渐走向相似、中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就是后者比较典型的事例。目前，西方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纯粹自由经济体制下恶性竞争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由此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进而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相反，中国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功地实行了市场经济。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要看它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现在各国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既然东西方阵营的宗旨是一致的，那么在具体的实现方法上双方殊途同归、趋于相近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其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主体形式的不同，至于具体的经营、运作模式双方都在摸索中，任何社会制度在诞生之初都不可能完善，因此，在明确了目标之后，过早地将其发展路径固化并不明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比西方走了更大的弯路，这主要是因为在发展初期我们将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本末倒置。“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国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要从属、屈就于社会制度，并因此排斥西方一切包括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进而给我们社会的发展自缚了手脚。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给中国发展艰难地松了绑。其实，象市场经济等模式只不过是被资本主义率先采用了而已，这并不代表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而这种趋同作用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冷战”时期那种纯粹意识形态造成的国家间对抗成为了历史。
伴随着美国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不同宗教、文化间对抗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次矛盾的主角是人类三大教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此先声明：本人无意冒犯任何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于笔者看来这两大教的教义都是精辟的哲学典籍，其中凝聚了大量的人类智慧，不过二者也都有相对狭隘的地方，其中最主要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较强排斥异教的成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基督教的排异反应变得不再像“十字军东征”“火焚布鲁诺”那样极端，但从韩国传教士前往阿富汗的这种“宗教侵略”行为看，基督教的根本宗旨并未改变；至于大部分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伊斯兰教教众则表现得更为激进。对于这种源于宗教、文化的冲突，美国的解决方法主要是采取粗暴手段予以压制。不过，面对连生命都可以放弃的极端宗教袭击者，单纯的武力弹压如何能够吓阻？针对这一问题，个人认为对立双方，尤其是西方大国不妨参考一下中国的做法。在世界上中国虽不是民族最多的国家，但我国各民族间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之大，信奉宗教之广，在各国中恐怕无出其右者。虽然中国也存在一些民族、宗教矛盾，但各民族间的相处，在整体上是十分和谐、融洽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与中国人对不同种族、文化采取包容、吸纳的态度有绝对的关系。西方大国常自视社会文明高度发达，不过就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包容上看，他们仍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对其它文明的精粹部分他们多半只是出于好奇，作一些就事论事的浅层研究，而在观念上则抱持封闭、排斥的态度。出于这种原因，世界上许多比华夏文明发源更早、更加繁盛的文明体系，相继在与外来文明的对抗中消亡了。与这些国家排斥外来文化的习惯不同，中国则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主动地吸收，并根据需要进行改造，从而转化为自身文明的组成部分。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唐装”“旗袍”是由满、蒙服装演进而来的；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禅宗则源自印度。从波斯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外来宗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事例不胜枚举，而这种“有容乃大”的心态，不但对自身文明体系的丰富、完善有利，同时也避免了被外来文明所吞噬、消灭的命运。回顾中国历史，最强盛的朝代，无一例外的都是文化最为开放、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汉、唐如是，就连被人们认为最封闭、保守的清王朝在“康乾盛世”时也不例外，今天，我们仍能在“紫禁城”及其它清代皇家园林中找到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萨满教等多种宗教的祭祀、礼拜场所。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虽多次遭受外族入侵，却仍成为世界各国中，唯一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并以汉文化为主体绵延至今的国家之原因所在。
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纵横捭阖的外交历史中，曾经野蛮过、残暴过、迷失过，也软弱过。由于文明体系的连贯性，中国人对这些感受仍保有真切的记忆，因此在外交思想上中国比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更容易站到理性的制高点上。就外交成熟度而言，西欧要高于美国，不过也仅是停留在独善其身的高度，而未能就人类外交发展提出前瞻性的理念。说到这里，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和谐世界”概念了。它并非一句简单的外交口号，而是从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提炼出来，有利于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经验之谈。
前文中对造成国家、民族之间冲突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中国外交理念及其历史成因的个人理解进行了简单阐述。回到现实的外交问题，我们要看到国家、民族间的竞争关系在相当历史时期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随着能源、矿产需求量的增加，这种竞争还可能会加剧。正如从事慈善事业需要具备雄厚的资本或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一样，无论我们的理想如何理性、无私，首先要保证的是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在这个迂回的过程中，甚至需要做一些与初衷相违背的事情，就像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的辩证关系一样。如果说前面着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讨论外交之“道”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对中、美、俄三国的技巧、策略等这些外交之“术”进行一番比对。
从目前三国外交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迹象看，中国的竞争手法主要是通过加强内部建设来使自己变得更强；美国则是通过围堵、遏制来使对手变得更弱；俄罗斯由于政治、经济都处于相当不成熟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清晰、系统的竞争思路，不过在较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前苏联军事外交的思想。
对三国的外交策略，个人认为中国要较之美俄更为高明。就这一说法也许会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对此不妨结合我国的外交成就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外交部门在处理具体事务上，无可避免地和其它国家一样，有着不同的成败、进退，但从整体上宏观地看，所取得的成绩的确是相当骄人的。具体讲，新中国的外交发展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所主持的，改革开放以前的这段时期，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与两个超级大国都进行过“热战”的国家，非但保证了自身的安全，还巧妙地利用美苏之间的嫌隙，在夹缝中求得平衡与发展，并且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打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功地保持了其政治、外交的独立性，而未倒向东西方阵营的任何一方。这是包括英、法在内的其它国家都未能做到的，这也给后来中国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和进一步构建“无极”世界埋下了伏笔。而这种政治、外交高度独立性的保持，无疑是这段时期内我国外交成就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则奉行了韬光养晦的政策。随着近年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几次“出关”后的牛刀小试，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了他脱胎换骨后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涵盖美、俄在内的所有大国，其国际地位基本都是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综合排名。唯独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超过德国，军事实力亦不算特别出众的前提下，却取得了堪与整个欧盟抗衡的国际地位，甚至在远东、非洲等一些特定地域，其影响力已远超过欧盟。而成为在国际社会中唯一政治、外交地位远高于其经济、军事综合实力的大国，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最大亮点。
对后几代领导集体的外交风格，一些急进派人士总认为较之第一代领导人软弱，其实这是一个思维误区。现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第一代领导人的南征北战，目的都是为了谋求相对平稳、安定的发展空间，只不过是根据不同的环境而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而已。“太极”的精要就是以柔为主、刚柔并济，这样我们的外交发力才能更具震撼效果。要知道处理国际事务并不需要匹夫之勇，比起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的幼稚做法，冷静、耐心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对比中国的外交策略，美、俄就显得略逊一筹。就像“摔角”运动员那样，虽然也有一定的技巧，不过主要还是靠身体优势（经济、军事综合实力）和蛮力取胜。另外，由于两国政坛都存在较强的反对派力量，政客常要利用外交动作来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正如现代“摔角”比赛一样，其外交具有很强的表演、做秀性质，而观众则是他们国内的选民。所以，两国的政体决定了其领导人在做出外交决定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的全局利益考虑。与中国比较，美、俄的外交工作存在三点明显的常识性缺失。
1.美、俄的外交工作中，时间与人这两大要素常被忽略。
美、俄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时，力求迅速做出回应。此时，领导人把幕僚团体（或称智囊团）召集到一起，经过商讨后列出一些方案，接下来对各方案的利弊进行一番分析，然后选择最优方案加以实施。当然，具体的运作流程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两国对外交事件的反应速度看，大致应该如此。这种采用类似战国时期宾客制度（门客制度）的方法来集思广益本无可厚非，但把它作为外交行动的主要依据就颇为不妥。这些所谓智囊，无论是经济教授也好，法学博士也罢，他毕竟还是人，还会犯错误。除了手里掌握一些或真或假的情报外，其政治智慧未必比一些高明的评论员出色。因此不管他们把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算到小数点后面几位，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外交决断都显得过于草率。人类历史上虽然不乏偶然事件改变国际关系的先例，但多是作为必然事件的诱因。国家间的外交局势在短时间内不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实时性并不是特别重要。中国通常的做法是先用最基本的手段防止事态恶化，然后静观其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各方的动机、立场和事件的走向充分暴露后，再由决策层和智囊团制定详尽、具体的应对方案加以实施。总结历史上国家间的外交行为，最后的赢家往往是最能沉得住气，甚至看起来有些迟钝的那一个。
由于西方人的情感不象东方人那样细腻，所以在外交上也很少会换位思考，因而人的因素常被忽略。这里人的因素不是指对象国家领导人的好恶、性格特点，而是民心所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如果对伊民众的反抗情绪有充分的估计，恐怕不会如此草率地发动这场战争，至少不会形成目前这种进退两难、尴尬的“过街”之势。
2.美、俄的外交行为多半从需要出发，却很少考虑自身能力。
总结美、俄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或提出外交动议的习惯，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我要怎样，我应该怎样”，而中国除此之外，还会对“我能怎样”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本着这样的理念，中国在外交活动中保持了极深的城府。假设前段俄罗斯对美国反导计划的激烈反弹后，美方不予理睬、一意孤行，那么俄方的下一步行动就很难决断了。发动战争并不现实，经济制裁又不具备实力，尴尬的默许几乎成了俄罗斯唯一的选择。至此，国际社会非但不会感佩俄“知其不可而为”的勇气，反而会看它不自量力的笑话，并从中探明其外交实力的底线。相对于俄的高调反弹，国际社会就中国对反导计划态度的解读有多种猜测，唯独没有因此而认为中国政府软弱的。大国的外交工作，不仅要追求“言必信”，更要做到“行必果”。否则一旦外交诉求未能实现，对自身的国际威信损失极大。当然，这样说不是要对任何国际压力都坐以待毙，只是想说在加强自身军事、经济准备的同时，那些高调宣誓口号式，无实际意义的外交行为尽量少做。
美、俄两国之所以往往仅把需要作为其外交行动的准则，有很多原因，但盲目迷信他们的超级大国地位，并认定超级大国无所不能，应该是主要因素。不过事实远非如此。也许大家还记得70年代，中、苏边境冲突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那段历史。中国对此用临战检测性的两次核试验作以回应，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苏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窘境，最后不得不放低身段，通过第三方与中国缓和关系。这一外交事件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古巴、阿尔巴尼亚等东方阵营国家更加坚定地倒向中国一方。上述事例与美国在越南、伊拉克等国的失利，都说明即便是超级大国，在外交中也有很多无法实现的目标。所以政府提出任何动议时都必须谨慎，否则单纯以国家需要为出发点的外交原则，只会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失。
3.美、俄政府内的相当一部分人仍时常按照“冷战”的思维惯性，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单地划分为“朋友”和“敌人”。
“朋友”与“敌人”这两个词虽然在国际上出现频率很高，但在外交活动中它们却是最无意义的虚词。历史上国家间为了利益“兄弟”反目、“仇敌”结盟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因此，在外交中参杂任何爱憎、好恶等情感因素都是不成熟的。不过美、俄的政府行为中却常参杂有情绪因素。例如，美国划定“邪恶国家”的做法，俄罗斯对美国从开始的盲目妥协到现在的激烈对抗，这些区格“好人”“坏人”，有点小孩过家家似的行为，是不应该出现在大国外交过程中的。对情绪因素影响外交的问题，美国“布什”政府表现得尤甚。作为男人，笔者对“布什”这种有时甚至可能会表现出些许“单纯”的“性情中人”其实并不反感，不过当这些词用在政治、外交人员身上时，恐怕就不是什么褒义了。
既然美国的外交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和平、民主，体恤弱势”等这些目前人类所公认的道德准则相悖逆，为何仅凭其笨拙的外交手段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国际优势地位呢？又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中国威胁论”，而美国的美国霸权主义却鲜有质疑呢？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成因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此不复言。至于分析国际社会纵容美国东征西讨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二战说起。首先，由于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未遭受袭击，因而与那些物资匮乏、条件艰苦，还要不时担心亲人安危的中、英、法等参战国士兵不同，远征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美军有充足的物资保障，甚至还有假期。另外，很多美军士兵对法西斯势力并无切齿的痛恨，参战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JOB，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正是这些优越的作战条件，置身事外的超脱心境和心理上的优越感，致使他们在初次接触美国人的各国民众面前，更多地展现了正直、人性的一面。甚至对敌人，出于军人间的惺惺相惜也会给予基本的尊重。设想当欧洲那些在战争中饱受摧残、惊吓的孩子，从友好、帅气的美国阿兵哥手里接过一块巧克力的时候，恐怕美国人解放者的形象便会深植其心了，而且这种印象也将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影响。虽然美国在占领国远未做到秋毫无犯，偶尔还会露出掠夺者的狰容，但他们为占领国民众所做的一切，足以为其日后充当“世界警察”和西方国家“教父”奠定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后来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更加巩固了这一基础。相比之下，苏联在二战中却是“惨胜”。又因为其文明史只有区区数百年，无法象中国那样，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理性态度来结束战争，所以苏联人把战争中积聚的愤恨、压抑变本加厉地施加于他们见到的一切人、事上，其中包括本该被他们解放的受害国人民。中国很多老人在回忆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都说他们的恶行较之关东军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正是战后几十年苏联的国际形象远逊于同样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的初始成因之一。另外，作为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本土未遭受袭击的主要参战国，美国迅速完成的巨额资本、技术积累，也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就象宇宙中大质量天体会吸引小天体从而变得更大一样，美国国力的强盛增加了它的国际向心力，而向心力的增涨又有助于其国力的壮大。但遗憾的是，美国对上天赐予他们的地缘优势所带来世界民众的情感认同却并未珍惜。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人用其霸道、为所欲为的外交挥霍着这笔无形资产。今天，他们在世界民众心中的情感“储蓄”已经所剩无多，其国际地位几乎完全靠强大的国力支撑着。而美国这种严重种失衡的“堆积”，也极有可能导致恒星爆炸成为超新星似的“坍塌”效应。如果他们再不转变其单边独大的外交原则，一旦世界上有国家的综合实力达到，甚至仅仅是接近美国的水平，那么他们那些违心屈从的所谓盟国很可能会迅速、无情地抛弃美国。
不过上述推论也未必一定会变为现实，美国很可能会在局势恶化之前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与规避。尽管美国官方常犯一些低级错误，但美国国家命运的宏观走向，却并不是完全由政府决定的，而是操控在另一股更强大的政治力量手中。当然，这一观点并非结论性的，而是笔者的一种主观猜测。由于水平有限，本人一时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佐证这一观点，也无法把这股力量界定于具体的社会群体，或许它是美国民主政治与财阀政治冲突、妥协后的产物。但这种凌驾于美国政府之上的力量，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却要更加成熟、老练。不过，对此我们也不必太过介怀，越是成熟的政治群体就越会注重同中国发展关系。即便有些许对抗情绪，所谓“入则无法家弼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我们大可以把它视作对中国发展的激励、鞭策。
虽然在前文中对我国的外交策略、理念推崇备至，但和所有事物一样，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并非尽善尽美。个人认为在外交领域我们仍有两点不足亟需加强。
一.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应该加强主体意识。
具体点讲，中国在外交活动中常表现出一种“学生应考”的心态，题目都由其它大国拟定。虽然“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而且我们对题目的解答也都算精彩。不过这样的心态肯定会让中国的外交工作一直跟随他国设定的议题走，从而陷入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因此，我们要力争在外交工作中争取更多的主导权。这里所说的争取主导权，并不是指要在国际上主动挑起事端，而是要加强对别国进行有计划、利于邦交发展的诱导工作，把可能导致双方冲突的问题尽早消灭。例如：中、俄之间的邦交关系。两国在历史上其实有很深的芥蒂，目前由于需要，虽然结成了战略同盟，但这种关系远不象很多乐观网友估计得那样可靠、牢固。出于中、俄外交理念上的差异，在由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发展方向上的意见分歧。中国似乎想把该组织建设成为类似“欧盟”那样，内部“多极”的经济、政治合作体系；而俄罗斯则更倾向于把“上合组织”发展为远东的“北约”，在条件成熟时，甚至不排除重塑“华约”的可能性。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中、俄迟早会因为组织内部的“一哥”之争而分道扬镳。因此，中国要对俄罗斯做一些更细致、耐心的工作，把“上合组织”拉回健康、理性的发展轨道上来。至少要避免被俄罗斯拖上它的“战车”，为其重建军事霸权而火中取栗。
从近期的一些外交行为看，中国政府似乎正逐步加强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结合中国与印、日、韩关系的发展，撰文与诸君详细探讨。
二.中国应该强化其外交政策、理念和成就的宣传工作。
在前文中已经对中国的外交原则进行了简单地分析、阐述，应该说其主体思想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人类世界的和平、稳定；另外，中国目前承担大量的国际义务。几乎所有“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行动都有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在各国的“蓝盔”部队中，中国维和部队是为数不多以挖掘机、推土机，而不是以坦克、装甲车为主要重装备的维和力量。在常任理事国维和行动里，那些上镜率低、危险的脏活、累活多数由中国承担；还有，中国在诸如“苏丹达尔富尔”、“缅甸”、“朝核六方会谈”等国际事务中，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发挥了相当正面、积极的推动作用。假如中国这些理性、务实的外交观念，和对国际社会积极、负责的态度能被西方国家民众充分了解的话，相信能够唤起广泛的共鸣与认同。但遗憾的是，因为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特点，我国政府对这些极为有利的信息只用简单、生硬的外交语言予以传达。至于在象“苏丹达尔富尔”、“缅甸”等政治事件里，中国所发挥的作用，连国内媒体都不甚清楚，国外的民众就更无从知晓了。
其实，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西方很多国家民众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还是不错的。不过他们更容易接受较人性化、具亲和力的宣传，而对生硬的官方媒体却十分排斥。因此，西方国家民众能够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大都是由西方媒体转载，残缺不全，甚至刻意断章取义的扭曲资讯。从这个角度看，象“凤凰卫视”这种具有较高国际公信力的华人民间媒体，也许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宣传责任。作为文化、资讯传播的桥梁和纽带，这些媒体不仅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也要把中国推荐给世界。因为中国人有很多途径了解世界，而西方接触中国的渠道却十分有限，所以后者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项工作也更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