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开始摒弃谩骂思考
“愤青”们的真实生活
绝大多数愤青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
孙风雨的生活并不规律，但是几乎每天都会上网逛论坛，用他的话说，去“和右派吵架”。
孙风雨出生于1981年，大学没毕业就拿了结业证书走上了社会。父亲留下的遗产使得他不需要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去辛苦地打拼生活。现在，他正在学习和研究股票。
2002年，他开始在网上发表言论。用他的话说，是因为“被一些人的言行激怒了”。这“一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洋奴和假民主派”们，或者“右派”。
孙风雨在“吵架”的时候从不骂人。“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嘴特别刁。”孙风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是在网上我不骂人，这是与右派‘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右派最害怕的就是理性型的愤青。”
才24岁的孙风雨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大风大雨。但从小喜欢历史的孙风雨，自认对中国近代史有着相当的了解。在他的语词系统中，有大量诸如民族、民主、国家利益,以及以“主义”为后缀的词汇。孙风雨的网上生活充满了斗争和喧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其谦和忍让，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网下的活动。作为一名“愤青”，他只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千千万万个符号之一。
把“愤青”从一个概念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非易事。但不真正走近这些“愤怒”的人们,又怎能探究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
“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
“牛拉多纳”是一个愤青的网名，他的愤青史并不长，和大多数愤青一样，他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反日入常热潮中“下海”的。但和大多数愤青不一样的是，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从湖南长沙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毕业后，牛拉多纳找了一份不算很满意的工作，决心有所作为的他，现在正在加紧复习，想要考上南开大学的法学硕士。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他不忘精心料理着网上心爱的自留地——他的博客，“抗日根据地——爱我中华勿忘国耻”。
博客开张时间并不久，但已经有700余篇帖子，都是他平时在网上浏览阅读筛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如今，他的博客的浏览量已经超过15万。这700余篇帖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日本。
今年上半年，北京抵制日货的游行吸引了远在长沙的牛拉多纳的目光，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开始真正关注起中日关系。“抗日根据地”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
之所以把牛拉多纳定义为愤青，因为他和绝大多数愤青一样，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他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刚刚开始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下子从网上搜集了许多“一读马上就能激起抗日激情”的文章，在网上交了一大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谈论日本的可恶，一直说到群情激愤。
说起那一段时间，牛拉多纳笑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对日本怀有强烈的鄙视和不屑的情感，胸中时常燃烧着怒火。
牛拉多纳给了记者近百个愤青的QQ号，还有好几十个QQ群的号，他热心地建议记者到群里面去看看愤青们都在聊什么。“申请通过验证的时候写个‘抵制日货，爱我中华’，后面再多加上几个叹号，应该就没问题了。”牛拉多纳指点记者。
记者按照他的指点，将这些按照地区分类的抵制日货的QQ群一一申请，结果是:61个QQ群，逾半数（35个）已不存在。牛拉多纳告诉记者：“很多群是游行那会儿搞的，热度过了，群也没了。很多都是这样的，其实好多愤青群里都是假愤青跟着凑热闹的。”刚开始热闹那阵子，他也加入过好些爱国QQ群，但是后来都一个个退出了。“整天就是谩骂，没什么意思。”他说。
那一阵子热劲儿过了之后，牛拉多纳继续关注日本，充实他的博客。同时，他也在慢慢补充自己的认识。接触的资料多了，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发达，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反省的地方，他感到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于是，他开始在博客中陆陆续续地增加关于日本文化、政治、经济之类的文章，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几乎都是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牛拉多纳自己也渐渐冷静了许多。
牛拉多纳现在专心料理着他的“抗日根据地”，他非常仔细地划分了10个板块，希望能够使他这块博客阵地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关于日本的情况。他也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日本去，亲自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生活在那个岛屿上的人民。
他很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能侵略那么多国家，战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然后却迅速崛起，这其中肯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正因为此，牛拉多纳把“抗日根据地”的宗旨概括为“牢记历史，声讨日本;学习日本，反省自己”。
“愤青”们的真实生活
绝大多数愤青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
孙风雨的生活并不规律，但是几乎每天都会上网逛论坛，用他的话说，去“和右派吵架”。
孙风雨出生于1981年，大学没毕业就拿了结业证书走上了社会。父亲留下的遗产使得他不需要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去辛苦地打拼生活。现在，他正在学习和研究股票。
2002年，他开始在网上发表言论。用他的话说，是因为“被一些人的言行激怒了”。这“一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洋奴和假民主派”们，或者“右派”。
孙风雨在“吵架”的时候从不骂人。“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嘴特别刁。”孙风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是在网上我不骂人，这是与右派‘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右派最害怕的就是理性型的愤青。”
才24岁的孙风雨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大风大雨。但从小喜欢历史的孙风雨，自认对中国近代史有着相当的了解。在他的语词系统中，有大量诸如民族、民主、国家利益,以及以“主义”为后缀的词汇。孙风雨的网上生活充满了斗争和喧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其谦和忍让，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网下的活动。作为一名“愤青”，他只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千千万万个符号之一。
把“愤青”从一个概念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非易事。但不真正走近这些“愤怒”的人们,又怎能探究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
“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
“牛拉多纳”是一个愤青的网名，他的愤青史并不长，和大多数愤青一样，他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反日入常热潮中“下海”的。但和大多数愤青不一样的是，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从湖南长沙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毕业后，牛拉多纳找了一份不算很满意的工作，决心有所作为的他，现在正在加紧复习，想要考上南开大学的法学硕士。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他不忘精心料理着网上心爱的自留地——他的博客，“抗日根据地——爱我中华勿忘国耻”。
博客开张时间并不久，但已经有700余篇帖子，都是他平时在网上浏览阅读筛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如今，他的博客的浏览量已经超过15万。这700余篇帖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日本。
今年上半年，北京抵制日货的游行吸引了远在长沙的牛拉多纳的目光，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开始真正关注起中日关系。“抗日根据地”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
之所以把牛拉多纳定义为愤青，因为他和绝大多数愤青一样，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他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刚刚开始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下子从网上搜集了许多“一读马上就能激起抗日激情”的文章，在网上交了一大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谈论日本的可恶，一直说到群情激愤。
说起那一段时间，牛拉多纳笑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对日本怀有强烈的鄙视和不屑的情感，胸中时常燃烧着怒火。
牛拉多纳给了记者近百个愤青的QQ号，还有好几十个QQ群的号，他热心地建议记者到群里面去看看愤青们都在聊什么。“申请通过验证的时候写个‘抵制日货，爱我中华’，后面再多加上几个叹号，应该就没问题了。”牛拉多纳指点记者。
记者按照他的指点，将这些按照地区分类的抵制日货的QQ群一一申请，结果是:61个QQ群，逾半数（35个）已不存在。牛拉多纳告诉记者：“很多群是游行那会儿搞的，热度过了，群也没了。很多都是这样的，其实好多愤青群里都是假愤青跟着凑热闹的。”刚开始热闹那阵子，他也加入过好些爱国QQ群，但是后来都一个个退出了。“整天就是谩骂，没什么意思。”他说。
那一阵子热劲儿过了之后，牛拉多纳继续关注日本，充实他的博客。同时，他也在慢慢补充自己的认识。接触的资料多了，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发达，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反省的地方，他感到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于是，他开始在博客中陆陆续续地增加关于日本文化、政治、经济之类的文章，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几乎都是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牛拉多纳自己也渐渐冷静了许多。
牛拉多纳现在专心料理着他的“抗日根据地”，他非常仔细地划分了10个板块，希望能够使他这块博客阵地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关于日本的情况。他也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日本去，亲自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生活在那个岛屿上的人民。
他很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能侵略那么多国家，战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然后却迅速崛起，这其中肯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正因为此，牛拉多纳把“抗日根据地”的宗旨概括为“牢记历史，声讨日本;学习日本，反省自己”。
极端排外的隐忧
年初，韩颐和“后羿射日”的广告创意，在网络民族主义愤青中赢得一片叫好之声，被誉为继日本丰田“霸道”广告和立邦漆“盘龙滑落”创意之后的有力民族主义反击。而网民自行设计的“奇强洗衣粉”广告Flash更是广为流传，网民称之曰“大快人心”。中国愤青群落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忧思。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砸麦当劳、砸奔驰车等抵制外来文化的极端事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用高亢而情绪化的言辞鼓吹中美对抗，并发出了美国即将崩溃、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
时隔九年，作者之一宋强平静地告诉记者，《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近十年来，“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最大敌人仍然还是美国”，虽然现在反日的声音好像很高，但其实一部分人的反日“只是为了掩盖他们亲美的立场”。当记者问到书中关于美国没落的预言之时，宋强沉默片刻，回答说：“至少，美国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没落了。”
近年来，民族主义愤青队伍中出现得最强烈的排外讯号是“抵制日货”。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冯昭奎认为，“抵制日货”并不现实。他指出：“这是抗战时的口号，在当时很正确，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进行，国货日货洋货很难区分，抵制日货，很可能抵制的就是国货。这个不现实，况且，中日贸易之间的依赖这么大，两个国家要是相互抵制，受损失的是两国人民的利益。”
然而，“抵制日货”却拥有了不少支持者。中华抗日同盟会的管理员郑强是“抵制日货”的身体力行者，去年9·18纪念日，他在网站发起了拒用日货万人签名活动。他郑重写道：“我宣誓：从今日起，经由我手采购的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如果在不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决使用国货！”
郑强已在深圳工作了六年，他一直践履着自己的誓言。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最近“又抵制了一次日货”。公司每年需要更换上百台打印机，一直以来都用的是日本品牌，而这一次，在郑强的建议下，公司选择了他推荐的非日品牌。这一次小小的“胜利”让郑强快乐了许多天。
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对愤青群体中潜伏的极端排外的危险表示了忧虑，他说：“不少年轻网民中间存在着一种极端激愤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任何外交协商、妥协，必要的退让和利益交换，都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到斥责别人“卖国”。一旦有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会演出打、砸、烧的危险情景。这也是许多人警觉和担心的原因所在。”
愤青之前世今生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的时候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于“中国愤青”，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愤青”一词本源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中国早在70年代，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拔母铩笔毕孪绲闹啵捎诶硐牒拖质档木薮舐洳睿炀土怂欠呤兰邓椎娜烁瘛８母锟藕螅恍┑蹦甑闹喟训笔钡木戳顺隼矗胍皇薄?/P>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
1999年以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抛售“两国论”、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又称作极端民族主义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摩擦频频发生，愤青也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二是“9·18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了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