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上门，匆忙赶下楼。眼前的一幕令我呆住--平地上，横躺着一亚裔男子，高跟鞋斜摆在前方，距离他头部不到十公分。难道我的高跟鞋将他砸死了？我惊慌地想，尖叫起来：“死人了，救命呀！”叫声没招来围观者，反把他吵醒了。他扬手摁住头，艰难地站直，瞪着我，许久才说：“姑娘，不用喊了，我没事。”我冲上前，呆呆地拾起高跟鞋，喜极而泣。他轻拍了我的肩，念叨着：“没事。”
就这样，认识了陶迁，十年前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的单身汉。带着负罪感，我送去纱布、消毒药，他感动地握住我的手，非要请我去吃日本料理。
呷着波尔多红酒，品尝着鲜美的三文鱼，我壮着胆子问：“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他笑而不答，只是深情地看着我。也许是远离亲情太久，片刻间我就把他当成最亲的人，倾诉起要被迫返国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