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来自湖北的于芬与周继红,在跳水界同样享有盛誉。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于芬在国家跳水队执教并任副总教练,她一手培养了伏明霞、孙淑伟、肖海亮和郭晶晶等奥运冠军。周继红是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女子跳台跳水项目冠军,为中国跳水项目在奥运会上实现了零的突破,退役后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跳水队管理层。
现任湖北省跳水队教练的巩会江是于芬带的第一批队员,从跟随于芬一起训练起,“非常要面子不认输”是于芬给他的深刻印象。正因此,她对自己带的队员要求严格近乎苛刻,“我是个男运动员,她都要求我减体重”。至于周继红,云南省跳水队总教练黑立沧对本刊记者是这么介绍的:“工作严谨,业务能力强,顾全大局,能团结跳水队内部老中青三代教练,关系融洽。”虽然跟于芬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黑立沧认为,“于芬不和蔼,独断,听不进别人意见,心态没摆正”。
于芬并不忌讳提到周继红,她说,“周继红在湖北做队员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助理教练还带过她一段时间。后来我到国家队,我们之间就没有再接触过。直到1998年周继红做跳水队领队,我们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接触。我们之间不存在个人的任何不满,只是周继红接管国家队之后,我们之间的一些执教理念不同而已”。
于芬把周继红定位为“行政管理人员”,“拿过奥运冠军又怎么样?当运动员和当教练是不一样的,就好比学生和老师,有本质不同。一个是做技术的,一个是做行政的,纯管理的,你当当领队就行了,我来当总教练。领队谁都能当,总教练不是谁都能当的!”
于芬在国家队的第一个作品是李青,1988年汉城奥运会女子3米跳板亚军。当时不到30岁的于芬,刚从湖北队上调进国家队教练组。于芬是通过队员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执教能力。1991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当伏明霞第一次获得10米跳台世界冠军的时候,于芬还无缘前往跟队指导。随着她手下队员的成功,她也由一名普通的国家队教练成为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然而,由于其强烈的个性,她和国家队其他教练、上级领导关系紧张,各省市对国家队用人意见也很大。“亚特兰大奥运会前的国内跳水选拔赛上,伏明霞在板台两个项目上均只获得第二名,当时于芬顶住压力坚持让伏明霞参加了两个项目的比赛,尽管最后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但她和一些队员及其省市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公开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国家队教练说。
现美国跳水队总教练陈文波,从1985年到1991年一直在国家队担任教练,他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曾说:“5年前清华大学跳水队有个李成伟,成绩很好(全国第二),却连奥运会选拔赛的参赛资格都没有,于芬曾和组织者交涉,没有结果。当年于芬也是这样的,她想让谁上就上,想让谁下就下,想换谁就换谁。这是报应!”
那时候,队里已经有教练开始收集不利于于芬的证据,准备告她,其中就牵涉到侵吞队员奖金。
亚特兰大奥运会后,总局解散了国家跳水队,失去了队员的于芬选择去清华大学担任跳水队主教练。1998年世锦赛后,国家体育总局再次组建国家跳水队集中训练,这一次国家队采取了领队负责制,由周继红任领队,于芬则和原国家队总教练徐益明一起被排除在国家队教练名单之外。
窄路
进入清华大学成立跳水队,对于芬来说是个意外。“国家队解散后,我去北大读书,一次跟导师任海教授聊天时,他透露说清华有培养学生运动员的意向,这跟我的思路不谋而合。跟清华联系后,我得到了清华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兼体委主任陈希教授的支持,陈希教授一直有心在清华搞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1997年10月,清华跳水队成立。
于芬说,早在1988年国家队时,她就对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方法有一些想法,觉得运动员不读书,会影响前途。“像李青得到奥运会亚军后就失去了动力,跳水对她是任务而不是兴趣。我开始认识到运动员文化修养的重要性,但那时我不过是大学本科生,没有形成理论上的认识。”
于芬的博士论文标题为《普通大学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体制探讨研究》,来自于在清华跳水队的实践和总结。论文中说:“举国体制下的专业运动员有利有弊。它是单目标的,所有的训练围绕出成绩这一个结果。这类人退役后前景窄,如果希望被社会接收,需要花更多时间再学习另外的技能。因此就产生了第二类运动员学生,他们在大学注册,其他方面和专业运动员没有太多差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结构的问题,也必然产生就业结构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学生运动员,这是双目标双结果的。这样的运动员,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从技能上看是世界冠军奥运新秀,也是能自食其力的人。”
清华跳水队建队之初,于芬说,“没场地,没人”。巩会江是于芬刚建队时的主要助手,巩会江说,当时大概有5名队员,周吕鑫和熊晴清都很小,队里面最大的是李成伟。助理教练有3名,作为助理教练有很多事情要做,叫起床出操、送小队员去学校、三餐的刷卡、晚上的作业、叫熄灯、查房。“早期的时候队员小、教练少,于教练都是亲力亲为,后来伏明霞复出还有贺伟、张伟的到来,加上很多外地的孩子慕名而来,队员多了,就分成两个组,于教练那个是一线,我主管二线。地方退役后来的老队员和清华原有的已经有一定水平的队员是一线,新来的需要打基本功还有从一线返回需要观察的队员是二线。”巩会江还提到了小时候曾因为技术动作与之争执过的徐益明教练,“徐教练后来是清华的技术顾问,我也就有机会和他接触了,何姿就是徐教练一手拉出来的。老教练确实厉害,我非常喜欢徐教练的教学思路和方法,还有他对跳水的执著和热爱”。
于芬说,清华跳水队花了3年的时间初具规模,形成了由三部分人组成的队伍。第一类是像伏明霞那样退役后重新复出的尖子运动员。第二类是一批年龄较小的原省、市队运动员。这些人由于伤病等原因基本被淘汰,但如果给予很好的治疗以及文化培训和技能训练,重新复出的可能性很大。这类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原厦门跳水队的李成伟。李成伟在八运会上严重受伤,很多人都断定他的运动生涯已经结束,到了清华后,李成伟逐渐恢复了水平,后来还获得了全运会双人跳水的金牌,也一度入选国家队。李成伟在清华跳水队中运动成绩不是最突出的,但可以说是体教结合的典范,他从清华附中考入清华大学,后来靠优异的文化成绩考取了清华的法律研究生。第三类是从业余体校选拔出的小运动员,集中就读于清华,基本上是清华大学跳水队的主体。
2000年,一手助伏明霞复出的于芬却无缘悉尼奥运赛场。提起此事,于芬在电话里的声调激昂起来。“伏明霞入选奥运阵容后,面临一个问题:单人跳选手必须兼项双人跳,伏明霞必须和郭晶晶配合双人比赛,也就是说伏明霞必须进国家队训练。本来说好了我去国家队带伏明霞的单人跳,最后却不让我去!”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一个说法——“中心”问伏明霞,希望谁来帮她做悉尼奥运会的训练计划,伏明霞说:“于芬。”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除了于芬,谁都行。”最终,于芬的身份只是奥运冠军伏明霞输送单位的教练。
“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又出现了同样的事情。拥有参赛权的清华跳水队派出了王睿参加女子跳台的比赛,同样遇到和国家队队员配对双人赛的问题,结果又不让我带。”这一次于芬没有让步,在和国家队协调未果后,王睿退出了双人比赛。这使得名单已经上报的国家队极为被动,最后不得不临时让已经4年未登10米台的郭晶晶上跳台与蔡玉艳配双人跳。最后虽然顺利拿下了金牌,郭晶晶也没出什么问题,但两家的关系无疑降到最低点。“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跟清华谈,希望清华队员代表国家队出赛,我坚决不同意。在清华里举行的比赛,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最后清华队赢了,王睿拿了女子跳台单人冠军,赢了国家队!”
2001年“九运会”期间,周继红看上了于芬带的小队员熊晴清和彭月娇。国家队三次征调熊晴清入队,但三次清华都没有放人,理由是国家队长期集训会影响熊晴清的学业。周继红绕过于芬向两个小队员的家乡安徽和重庆要人,最终得到了彭月娇,于芬由此大怒,说周继红:“为何抢我的队员,你有本事自己培养。”
也是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突然下文,不允许运动员双重注册。“清华跳水队组建后,总局最开始是同意清华队队员双向注册的——即可以在地方队和清华队分别注册。那时候清华队和地方队的关系非常融洽,地方队委托清华给自己培养队员,而清华队的队员也可以为地方队参加比赛。但是取消双向注册后,要求清华队的队员们只能单项注册,要么代表清华队,要么就在地方队注册。这个政策一出台,无形中就激化了清华队与地方队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有规定,在全国比赛获前6名的运动员不能与外省之间交流,那就永远也回不到清华了,很多队员不敢随便注册。但是不注册就意味着不能参加比赛,所以不少队员就偷偷在地方队参加了注册,但此时清华跳水队并不知情。”于芬说,这一规定直接导致了“清华跳水队队员接二连三出走事件”,个别队员甚至采取不辞而别的极端方式。
劳丽诗离开清华回归专业队是一个信号,清华跳水队的运动员甚至教练开始质疑清华跳水是否有出路。清华跳水队由于身份特殊,除了教育系统的比赛,其他专业比赛几乎都不能参加,而清华坚持体教结合的培养模式跟国家队的集训制度抵触,通过正常渠道,清华队员无法进入国家队。
云南省是最早同清华合作的省份之一。黑立沧说,由于云南没有跳水馆,他们把所有队员都放在清华训练,一起参与训练的还有深圳、安徽跳水队。“后来出现分歧,刚开始说好住宿和训练条件清华提供,我们自己提供伙食费,可以代表清华或者云南,结果一年后,于芬要求和我们签协议,每人每年要交高昂的培训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二是清华跳水队跟国家队关系没理顺,我们的李俊柏等几名队员被国家队相中,但是清华不放人。一次不让,二次不让,就有了矛盾。”于是,在黑立沧的“策划”下,在清华的云南队员上演了集体大逃亡。“有一天出了早操后,我给孩子们打电话,一个字,跑!”
教练队伍同样不稳定。2003年,一直追随于芬的巩会江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职,去了云南队担任女队主教练。“刚入队的时候我月薪1000元,然后加到1500元,最后我拿2500元左右。因为是一号助理教练,可以在清华明斋有一个单人宿舍,也就仅此而已。2001年前所有的青年赛和甲级赛我们都可以参加,因为队员代表地方,所以和其他省队没区别。如果出了成绩,各个地方队只认于教练一个人的,我们这些助理,人家根本不认。清华4年,我只拿了一次成绩奖金,是伏明霞复出拿了奥运会冠军那次,2万多元吧,我拿的算最高的。地方队给于教练多少,我不清楚,这也不是我操心的范围。当时也觉得很正常,本来就是聘用的助理,真正的教练就是于教练,人家不认我们很正常的。”
事实上,巩会江这样的助理教练和于芬是有合同协议的,关于奖励一条在合同里写明:按国家体委有关规定和清华大学有关奖励办法,给予奖励。但是,这笔钱不知道该谁出。“如果是在省队,助理拿主教练的30%。这个钱有两种给法,一种是从主教练总奖金里面拿30%,另外一种是由体委另外按比例拿30%给助理。”巩会江说,“首先于教练的奖金是不会拿出来30%给我们分的,因为那是她的劳动所得,我们没有资格去分这笔钱。然后地方省队又不会给我们额外的30%奖金,而清华也没有义务出这笔钱,就是这样了。你说该找谁?”
不过,这不是巩会江离开清华的全部理由。“因为我有了孩子,而我又永远不能成为清华人,为了孩子的将来,我决定回省队效力,毕竟省队的利益更直接一些。”
2003年还跑了另一个年轻教练,河北的王霄松。他1997年退役后,在北京体育大学上了4年学,2001年毕业后被于芬招进清华担任助理教练,后来出走去了北京队,培养出了奥运冠军林跃。
斗争还在升级。2004年底,于芬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交流,队伍交给跟了她5年的一位助理教练管理,据说有人打电话给他:“在清华跳水队待着有前途吗?”不少教练趁机也闹,甚至组织了罢工。2006年9月武汉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于芬称,如果她的队员再不能通过正常选拔体制进入国家队,就要把队员拉到国外训练比赛。
从2008年1月开始,于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希望重回国家队,“降职使用也行”,并称自己的执教能力要强于周继红。2月22日,周继红在跳水世界杯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就此事回应,称国家队没有调整教练的可能。
黑立沧说,在中国跳水界,于芬差不多是“孤家寡人”了。“想回国家队没错,问题是国家队要不要你?每到跳水圈内的人开会,会议上大家声讨最多的就是她了。现在国家队渴望的是和谐。”巩会江也认为,如果一杯水已经满了,再往里面倒的哪怕是天庭玉液,除了渗出以外,有什么作用?“现在的国家队教练班子非常强大,足以应付国内外的比赛,而且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没有必要非往里面去啊!”
但是,于芬并不这么认为,她表示,她决不会离开中国。她把所有的想法归结为一句话:“我于芬在中国做了30年跳水,就是为中国跳水做贡献的。应不应该被尊重?至于我选择哪里,那是我的事!”
在电话采访的最后,她指点本刊记者:“你们的杂志是有深度的,我觉得你这篇稿子应该上升到谈谈于芬对中国跳水所做的贡献,这才是有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