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来自湖北的于芬与周继红，在跳水界同样享有盛誉。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于芬在国家跳水队执教并任副总教练，她一手培养了伏明霞、孙淑伟、肖海亮和郭晶晶等奥运冠军。周继红是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女子跳台跳水项目冠军，为中国跳水项目在奥运会上实现了零的突破，退役后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跳水队管理层。
现任湖北省跳水队教练的巩会江是于芬带的第一批队员，从跟随于芬一起训练起，“非常要面子不认输”是于芬给他的深刻印象。正因此，她对自己带的队员要求严格近乎苛刻，“我是个男运动员，她都要求我减体重”。至于周继红，云南省跳水队总教练黑立沧对本刊记者是这么介绍的：“工作严谨，业务能力强，顾全大局，能团结跳水队内部老中青三代教练，关系融洽。”虽然跟于芬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黑立沧认为，“于芬不和蔼，独断，听不进别人意见，心态没摆正”。
于芬并不忌讳提到周继红，她说，“周继红在湖北做队员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助理教练还带过她一段时间。后来我到国家队，我们之间就没有再接触过。直到1998年周继红做跳水队领队，我们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接触。我们之间不存在个人的任何不满，只是周继红接管国家队之后，我们之间的一些执教理念不同而已”。
于芬把周继红定位为“行政管理人员”，“拿过奥运冠军又怎么样？当运动员和当教练是不一样的，就好比学生和老师，有本质不同。一个是做技术的，一个是做行政的，纯管理的，你当当领队就行了，我来当总教练。领队谁都能当，总教练不是谁都能当的！”
于芬在国家队的第一个作品是李青，1988年汉城奥运会女子3米跳板亚军。当时不到30岁的于芬，刚从湖北队上调进国家队教练组。于芬是通过队员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执教能力。1991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当伏明霞第一次获得10米跳台世界冠军的时候，于芬还无缘前往跟队指导。随着她手下队员的成功，她也由一名普通的国家队教练成为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然而，由于其强烈的个性，她和国家队其他教练、上级领导关系紧张，各省市对国家队用人意见也很大。“亚特兰大奥运会前的国内跳水选拔赛上，伏明霞在板台两个项目上均只获得第二名，当时于芬顶住压力坚持让伏明霞参加了两个项目的比赛，尽管最后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但她和一些队员及其省市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公开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国家队教练说。
现美国跳水队总教练陈文波，从1985年到1991年一直在国家队担任教练，他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曾说：“5年前清华大学跳水队有个李成伟，成绩很好(全国第二)，却连奥运会选拔赛的参赛资格都没有，于芬曾和组织者交涉，没有结果。当年于芬也是这样的，她想让谁上就上，想让谁下就下，想换谁就换谁。这是报应！”
那时候，队里已经有教练开始收集不利于于芬的证据，准备告她，其中就牵涉到侵吞队员奖金。
亚特兰大奥运会后，总局解散了国家跳水队，失去了队员的于芬选择去清华大学担任跳水队主教练。1998年世锦赛后，国家体育总局再次组建国家跳水队集中训练，这一次国家队采取了领队负责制，由周继红任领队，于芬则和原国家队总教练徐益明一起被排除在国家队教练名单之外。
窄路
进入清华大学成立跳水队，对于芬来说是个意外。“国家队解散后，我去北大读书，一次跟导师任海教授聊天时，他透露说清华有培养学生运动员的意向，这跟我的思路不谋而合。跟清华联系后，我得到了清华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兼体委主任陈希教授的支持，陈希教授一直有心在清华搞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1997年10月，清华跳水队成立。
于芬说，早在1988年国家队时，她就对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方法有一些想法，觉得运动员不读书，会影响前途。“像李青得到奥运会亚军后就失去了动力，跳水对她是任务而不是兴趣。我开始认识到运动员文化修养的重要性，但那时我不过是大学本科生，没有形成理论上的认识。”
于芬的博士论文标题为《普通大学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体制探讨研究》，来自于在清华跳水队的实践和总结。论文中说：“举国体制下的专业运动员有利有弊。它是单目标的，所有的训练围绕出成绩这一个结果。这类人退役后前景窄，如果希望被社会接收，需要花更多时间再学习另外的技能。因此就产生了第二类运动员学生，他们在大学注册，其他方面和专业运动员没有太多差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结构的问题，也必然产生就业结构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学生运动员，这是双目标双结果的。这样的运动员，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从技能上看是世界冠军奥运新秀，也是能自食其力的人。”
清华跳水队建队之初，于芬说，“没场地，没人”。巩会江是于芬刚建队时的主要助手，巩会江说，当时大概有5名队员，周吕鑫和熊晴清都很小，队里面最大的是李成伟。助理教练有3名，作为助理教练有很多事情要做，叫起床出操、送小队员去学校、三餐的刷卡、晚上的作业、叫熄灯、查房。“早期的时候队员小、教练少，于教练都是亲力亲为，后来伏明霞复出还有贺伟、张伟的到来，加上很多外地的孩子慕名而来，队员多了，就分成两个组，于教练那个是一线，我主管二线。地方退役后来的老队员和清华原有的已经有一定水平的队员是一线，新来的需要打基本功还有从一线返回需要观察的队员是二线。”巩会江还提到了小时候曾因为技术动作与之争执过的徐益明教练，“徐教练后来是清华的技术顾问，我也就有机会和他接触了，何姿就是徐教练一手拉出来的。老教练确实厉害，我非常喜欢徐教练的教学思路和方法，还有他对跳水的执著和热爱”。
于芬说，清华跳水队花了3年的时间初具规模，形成了由三部分人组成的队伍。第一类是像伏明霞那样退役后重新复出的尖子运动员。第二类是一批年龄较小的原省、市队运动员。这些人由于伤病等原因基本被淘汰，但如果给予很好的治疗以及文化培训和技能训练，重新复出的可能性很大。这类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原厦门跳水队的李成伟。李成伟在八运会上严重受伤，很多人都断定他的运动生涯已经结束，到了清华后，李成伟逐渐恢复了水平，后来还获得了全运会双人跳水的金牌，也一度入选国家队。李成伟在清华跳水队中运动成绩不是最突出的，但可以说是体教结合的典范，他从清华附中考入清华大学，后来靠优异的文化成绩考取了清华的法律研究生。第三类是从业余体校选拔出的小运动员，集中就读于清华，基本上是清华大学跳水队的主体。
2000年，一手助伏明霞复出的于芬却无缘悉尼奥运赛场。提起此事，于芬在电话里的声调激昂起来。“伏明霞入选奥运阵容后，面临一个问题：单人跳选手必须兼项双人跳，伏明霞必须和郭晶晶配合双人比赛，也就是说伏明霞必须进国家队训练。本来说好了我去国家队带伏明霞的单人跳，最后却不让我去！”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一个说法——“中心”问伏明霞，希望谁来帮她做悉尼奥运会的训练计划，伏明霞说：“于芬。”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除了于芬，谁都行。”最终，于芬的身份只是奥运冠军伏明霞输送单位的教练。
“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又出现了同样的事情。拥有参赛权的清华跳水队派出了王睿参加女子跳台的比赛，同样遇到和国家队队员配对双人赛的问题，结果又不让我带。”这一次于芬没有让步，在和国家队协调未果后，王睿退出了双人比赛。这使得名单已经上报的国家队极为被动，最后不得不临时让已经4年未登10米台的郭晶晶上跳台与蔡玉艳配双人跳。最后虽然顺利拿下了金牌，郭晶晶也没出什么问题，但两家的关系无疑降到最低点。“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跟清华谈，希望清华队员代表国家队出赛，我坚决不同意。在清华里举行的比赛，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最后清华队赢了，王睿拿了女子跳台单人冠军，赢了国家队！”
2001年“九运会”期间，周继红看上了于芬带的小队员熊晴清和彭月娇。国家队三次征调熊晴清入队，但三次清华都没有放人，理由是国家队长期集训会影响熊晴清的学业。周继红绕过于芬向两个小队员的家乡安徽和重庆要人，最终得到了彭月娇，于芬由此大怒，说周继红：“为何抢我的队员，你有本事自己培养。”
也是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突然下文，不允许运动员双重注册。“清华跳水队组建后，总局最开始是同意清华队队员双向注册的——即可以在地方队和清华队分别注册。那时候清华队和地方队的关系非常融洽，地方队委托清华给自己培养队员，而清华队的队员也可以为地方队参加比赛。但是取消双向注册后，要求清华队的队员们只能单项注册，要么代表清华队，要么就在地方队注册。这个政策一出台，无形中就激化了清华队与地方队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有规定，在全国比赛获前6名的运动员不能与外省之间交流，那就永远也回不到清华了，很多队员不敢随便注册。但是不注册就意味着不能参加比赛，所以不少队员就偷偷在地方队参加了注册，但此时清华跳水队并不知情。”于芬说，这一规定直接导致了“清华跳水队队员接二连三出走事件”，个别队员甚至采取不辞而别的极端方式。
劳丽诗离开清华回归专业队是一个信号，清华跳水队的运动员甚至教练开始质疑清华跳水是否有出路。清华跳水队由于身份特殊，除了教育系统的比赛，其他专业比赛几乎都不能参加，而清华坚持体教结合的培养模式跟国家队的集训制度抵触，通过正常渠道，清华队员无法进入国家队。
云南省是最早同清华合作的省份之一。黑立沧说，由于云南没有跳水馆，他们把所有队员都放在清华训练，一起参与训练的还有深圳、安徽跳水队。“后来出现分歧，刚开始说好住宿和训练条件清华提供，我们自己提供伙食费，可以代表清华或者云南，结果一年后，于芬要求和我们签协议，每人每年要交高昂的培训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二是清华跳水队跟国家队关系没理顺，我们的李俊柏等几名队员被国家队相中，但是清华不放人。一次不让，二次不让，就有了矛盾。”于是，在黑立沧的“策划”下，在清华的云南队员上演了集体大逃亡。“有一天出了早操后，我给孩子们打电话，一个字，跑！”
教练队伍同样不稳定。2003年，一直追随于芬的巩会江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职，去了云南队担任女队主教练。“刚入队的时候我月薪1000元，然后加到1500元，最后我拿2500元左右。因为是一号助理教练，可以在清华明斋有一个单人宿舍，也就仅此而已。2001年前所有的青年赛和甲级赛我们都可以参加，因为队员代表地方，所以和其他省队没区别。如果出了成绩，各个地方队只认于教练一个人的，我们这些助理，人家根本不认。清华4年，我只拿了一次成绩奖金，是伏明霞复出拿了奥运会冠军那次，2万多元吧，我拿的算最高的。地方队给于教练多少，我不清楚，这也不是我操心的范围。当时也觉得很正常，本来就是聘用的助理，真正的教练就是于教练，人家不认我们很正常的。”
事实上，巩会江这样的助理教练和于芬是有合同协议的，关于奖励一条在合同里写明：按国家体委有关规定和清华大学有关奖励办法，给予奖励。但是，这笔钱不知道该谁出。“如果是在省队，助理拿主教练的30%。这个钱有两种给法，一种是从主教练总奖金里面拿30%，另外一种是由体委另外按比例拿30%给助理。”巩会江说，“首先于教练的奖金是不会拿出来30%给我们分的，因为那是她的劳动所得，我们没有资格去分这笔钱。然后地方省队又不会给我们额外的30%奖金，而清华也没有义务出这笔钱，就是这样了。你说该找谁？”
不过，这不是巩会江离开清华的全部理由。“因为我有了孩子，而我又永远不能成为清华人，为了孩子的将来，我决定回省队效力，毕竟省队的利益更直接一些。”
2003年还跑了另一个年轻教练，河北的王霄松。他1997年退役后，在北京体育大学上了4年学，2001年毕业后被于芬招进清华担任助理教练，后来出走去了北京队，培养出了奥运冠军林跃。
斗争还在升级。2004年底，于芬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交流，队伍交给跟了她5年的一位助理教练管理，据说有人打电话给他：“在清华跳水队待着有前途吗？”不少教练趁机也闹，甚至组织了罢工。2006年9月武汉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于芬称，如果她的队员再不能通过正常选拔体制进入国家队，就要把队员拉到国外训练比赛。
从2008年1月开始，于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希望重回国家队，“降职使用也行”，并称自己的执教能力要强于周继红。2月22日，周继红在跳水世界杯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就此事回应，称国家队没有调整教练的可能。
黑立沧说，在中国跳水界，于芬差不多是“孤家寡人”了。“想回国家队没错，问题是国家队要不要你？每到跳水圈内的人开会，会议上大家声讨最多的就是她了。现在国家队渴望的是和谐。”巩会江也认为，如果一杯水已经满了，再往里面倒的哪怕是天庭玉液，除了渗出以外，有什么作用？“现在的国家队教练班子非常强大，足以应付国内外的比赛，而且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没有必要非往里面去啊！”
但是，于芬并不这么认为，她表示，她决不会离开中国。她把所有的想法归结为一句话：“我于芬在中国做了30年跳水，就是为中国跳水做贡献的。应不应该被尊重？至于我选择哪里，那是我的事！”
在电话采访的最后，她指点本刊记者：“你们的杂志是有深度的，我觉得你这篇稿子应该上升到谈谈于芬对中国跳水所做的贡献，这才是有高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