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施煜民见面，是在一家酒店包房里。第一眼看去，45岁的施煜民，朴实中带着憨厚，看上去更像一位农民，简单寒暄后采访切入正题。作为黑龙江省民间防艾第一人，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他认为只有人们能够了解和理解同性恋这个群体，不要用有色的眼光去对待他们，才能更好地预防艾滋病。
施煜民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国第一次特殊人群的调查》的情景。时间回溯到1999年，施煜民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建国门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主办方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参与者有卫生部、公安部的人员和国内著名作家、学者，60多人中他是唯一的白丁。
那次会议的议题是关于同性恋定位和防治艾滋病，作为“小人物”的他在深感自豪同时，也感受到责任重大。他告诉记者：“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防艾志愿者。”几年的努力，老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由于工作出色，他曾获得中华红丝带颁发的“终身名誉会员”称号、并被黑龙江省艾滋病监测中心聘为联络员。多年来，他不懈地为同性恋群体的权利鼓呼，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主流人群的理解和宽容。
说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老施多少有些腼腆。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一本《朋友通讯》的杂志，内容都是有关同性恋的，好奇心让他给杂志主编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写了封信，玩笑般地请教了几个问题。没想到，张教授给他回信了，不仅详细地解答了他的问题，还每月免费给他寄来《朋友通信》杂志。于是有了他后来的北京之行，他也幸运地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位民间防艾志愿者。
面对记者，老施重复最多的话就是：“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能够给予他们(同性恋者)的实在太少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作为一个志愿者，他5年来将自己买断工龄所得的10多万元悉数捐助给了这个群体中需要帮助的人，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他的足迹踏遍了黑土大地的每一个城市，他非常珍视每一次与同性恋者们交流的机会，适时地将预防艾滋病知识和使用安全套防艾的基本常识传授给他们。老施直言不讳地说，同性恋人群艾滋高感染率的重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由于男同性恋间的性行为非常容易造成直肠黏膜的充血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因此，作为志愿者他采用同伴教育、电话咨询等方式在同性恋群体中大规模开展健康干预工作，与各地数不清的同性恋者们保持着书信联系。
老施还有一个特殊本领，就是能够聚集到散布在每一个角落里的“男男同性恋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环节。一直以来，同性恋人群相对隐蔽的生活方式，让世人所不了解，政府工作人员对他们也爱莫能助。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群体在哈尔滨市已经存在了多年，政府进行了多次健康干预行动，但收效甚微。这种情况下，老施这个“二传手”的功效突显出来。在众多的干预行动中，老施记得最清的就是1999年被“请”到公安局的故事。那年，中国疾控中心要搞一个抽样调查、派发安全套、普及防艾知识的讲座，地点选择了哈尔滨市。老施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邀请了150名“男男同性恋者”到酒吧聚会。不幸的是，他们的举动进入了哈尔滨市警方的视线，于是被“请”进了警局。尽管最后事情得到了圆满的处理，但老施一直感到很惭愧，说对不起那些信任他的人，给他们造成了心理伤害。更让他震惊的是150人中检测出了5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男男同性恋艾滋病的患病比率为3.3%，这个比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
长年与同性恋者打交道，许多人都将他视为同性恋者，甚至怀疑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此，老施说，“我从不解释，清者自清吧。”谈到几年来的感受，他说，“同性恋者”生存受到的压抑是别人不能想象的。有的父母知道孩子的倾向后，天天看守，不许外出，有的将儿子赶出家门。工作单位知道了，更是麻烦。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差，加剧了男男同性恋者地下化方式发展。事实上，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与道德毫无关系，更没法通过医学而改变性倾向。2001年4月我国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这就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可由于传统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90%在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这种错误的结合，往往造成悲剧。几年前，一个男同性恋者在父母的压力下结婚了，婚后妻子获悉了丈夫的行为，一时无法接受疯了，这个教训让施煜民刻骨铭心。
据了解，目前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因为滥交和多性伴，造成了同性恋艾滋高感染率。由于哈尔滨市同性恋人群基数较大，又经常伴有高危的性行为，男同性恋人群目前已经成为哈尔滨市艾滋病流行和下一步施行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
对于自己的行为，老施说：“我会一如既往地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同性恋者也需要关怀和爱护，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给他们更多的宽容和防艾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