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5月27日讯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5月以来，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坠楼死伤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这些青年怎么了，为什么会如此轻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社会各方都要反思自己在其中应负的责任，而不应忙于指责企业。”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特别提醒媒体，如果再不改变眼下对这类事件的密集报道和关注方式，同样的悲剧还会不断发生。
这是一亿新生代打工者的共同困境，只不过在个别企业集中爆发了
中国青年报：最近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自伤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把追问真相的矛头指向企业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孙时进：企业一定有很多问题，但这绝不只是企业的问题。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在深刻转型，而我们整个社会对此警觉不够，这是悲剧连续发生的大背景。过去，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可能宁可累死也不愿饿死，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需要不太看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这一代青年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开始觉醒，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如果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找不到做人的价值，感受不到尊严与爱，他会绝望，也就可能会想到或选择结束生命。
中国青年报：据报道自杀员工大多在17岁至22岁之间，全部来自农村家庭。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
孙时进：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甚至他们也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承载了太多。如果我们的经济、文化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状况还是老一套，就会和这些年轻人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冲突，而结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开去杀人，有的人自杀了。
可以说，这是一亿新生代打工者面临的共同困境，只不过在个别企业集中爆发了。当然，也许这个企业确实有典型性，它的管理模式属于粗放型，规模又特别大。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家庭、学校以及传媒，又何尝不“粗放”？当我们把企业作为“凶手”时，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不是“同谋”。
中国青年报：媒体报道怎么粗放了？
孙时进：不是说连续坠楼跟媒体过度关注一定有关，但研究证明，自杀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和不当态度，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缺乏足够识别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可能诱发某些人的自杀行为。当许多媒体在指责个别企业管理粗放时，其报道本身也并非完全以人为本。特别有些媒体指责企业只顾赚钱，却不去想自己的报道正在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和眼球效应。
中国青年报：您可否说说，在报道这类事件时，新闻媒体具体有哪些失误。
孙时进：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将指导媒体报道作为自杀干预的六个步骤之一，并且指出了最容易引发模仿性自杀的新闻报道特征，比如用头版报道或者敏感标题；详细报道自杀方法；对自杀导致的身体伤残很少提及；忽略了自杀者生前长期有心理不健康的问题；将引发自杀的原因简单化；自杀者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将自杀描述为一种流行现象；使人误认为自杀会带来好处等。
我们之前的很多报道，将自杀原因简单化，一味地批评企业，并对自杀事件大肆地用感性的言辞渲染，甚至把选择自杀描绘成一种悲壮的反抗。这会造成一些类似处境的人，觉得可以用生命来惩罚自己不满意的对象，把自杀误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中国青年报：那在报道类似事件时，媒体应遵循什么样的新闻伦理？
孙时进：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自杀干预联合会2008年编写的《预防自杀：媒体从业者指导》中提到，媒体要淡化自杀报道，并就媒体报道制订了一些指导原则：
1、不附加图片或视频，不将自杀方式描绘成无法解释或者浪漫或者神秘的行为；
2、不对自杀方式进行详尽描述；
3、切忌为自杀者歌功颂德或大肆渲染；
4、不要使用煽动性的标题；
5、报道标题的用词要谨慎；
6、不要报道经常有人自杀的地点；
7、关注自杀者的亲属等。我们的媒体也应遵守这些准则。一个有责任、有社会道德感的媒体，在这时肩负的重要任务，是其他任何角色都不能替代的。
我们社会该考虑打工青年的父母安置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越容易自杀。对于遏制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孙时进：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作出预防性干预，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自杀者的年龄、地域分布、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制订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指导、协调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没有政府出面主导，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肯定无法有序、有效地开展。
中国青年报：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时进：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
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们好像还活在今天，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实际上，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说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个孩子自杀了，家长就状告学校。我那次当陪审员，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
中国青年报：可否具体说说，如何进行生命教育？
孙时进：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都是在童年埋下的。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尊重他们的个性，孩子长大后会比较阳光，有安全感，也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相反，片面的、成人化的教育，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还给孩子童年，给孩子完整的生活，不能让孩子变成“应试机器”。
中国青年报：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孙时进：企业文化也要变化，不能老用那种简单粗放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企业如果还是只把员工当赚钱工具，代价和成本将是极为巨大的。学会让劳动者体面地生活，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好。
我曾见过一个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的做法就很智慧。他不仅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心理健康培训，还对员工的父母非常关心，为员工父母建立“老人之家”等。
当然，有些责任更应由社会承担。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整天提倡“孝”，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愿承担赡养老人和“孝”的责任，那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就很难尽孝了。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