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联合国召开成立60周年峰会，100多个国家的首脑云集，全球2500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峰会第一天，李书路凌晨4点就起床，搭乘纽约的通宵地铁到联合国大厦，为CCTV的转播活动进行全程协助。
李书路是一名联合国实习生，这次峰会上的工作，只是她实习中的一个小插曲。
她也是一名上海女生，去年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今年8月开始，她以牛津研究生的身份，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暑期实习生项目。
1.录取：意外被拒签
今年6月的一天，我刚在牛津完成了两门很大的考试，累得不行。正在自己的小屋里“喘息”，突然，电话铃声大作，一位女士操着法国口音的英文：“我们是联合国，收到了你的网上申请，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其他安排？”“没有，我可以马上来实习！”
又过了10多天，我拿到了正式的Offer，实习部门是HR（人力资源）部，时间从8月到11月。
7月，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结果被拒签了！理由是我的社会学背景和HR工作没关系。真是晴天霹雳———第二次签证时间已约到9月，超过合约时间一个月了！大使馆在最热闹的牛津街上，我却一个人躲进电话亭里，给上海家里打电话，哭了。
回到住处，我冷静下来，马上写了三封Email。第一封写给美国大使，申诉我的遭遇；第二封写给中国大使馆求助；第三封写给联合国说明情况，希望他们给我一个月时间解决签证问题。
三封信果然有用！联合国居然特地帮我发传真给美国使馆，表示非常支持我。很快，我就接到美国使馆的“紧急约见”通知。8月8日我去重新签证，对方没有询问我任何问题，就通过了！
离开伦敦的前一天，我又接到中国使馆的电话，表扬我处理得好……
2.初印象：水都没得喝
8月19日抵达纽约，22日第一天上班。
来接我的是位德国实习生，身份是“实习生协调员”。之前，我已经把表格传真给联合国，所以办证件很顺利。倒是见识了联合国安检通道的厉害，背包和外衣自然要检查，男士的皮带、女士盘起的长发也要查个仔细。据说，有人嫌麻烦，干脆每天披头散发进大楼，然后再整理。
第一天其实很“失望”。HR部在24楼，到了办公室，我又热又渴，但连水也没喝到一杯———后来发现，在这里，见了面都是直接谈公事，没有人先泡杯茶。
虽然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在HR部门，对语言要求很高，外语人才从丹麦语到柬埔寨语，无所不包。有一次，遇到一个巴西求职者，我讲英文，对方听不懂，同事跟他开西班牙语，他还是继续讲葡萄牙语。偏偏我们部门没人会葡萄牙语！正发愁时，得知这位巴西人在法国念过书，同事操起电话就“BonJour！（法语，“你好”的意思）”。看来，我还得多学一门语言“防身”才是。
这里的人工作起来也非常“疯狂”。比如我的上司约翰，他是瑞典人，我一度怀疑他根本就是住在办公室里的，每天早上9点，我到办公室时他就在了，晚上我走时，他总还没有离开。终于有一天，我要加班到晚上8点，7点50分，他先走了。我对他笑：“终于有一天看见你离开办公室了！”
3.工作：特殊的“猎头”
HR部门就像是联合国的“猎头”部门，每年的国际公务员考试（NCE）就是我们部完成的。考试通过的申请者就会进入我们的花名册。如果有合适职位，我们就会把相关简历发给各部门，一旦录用，就由我们部发Offer。
我现在就是“NCE Team”里的一员，日常工作是和这些申请者联系，回答各种各样的疑问。
有个27岁的巴西女孩，我给她发的Offer，她收到后高兴坏了———录取者从各国搬来，联合国提供搬家费和补贴，如果录取者有Dependants（家眷，限于配偶和孩子），还有额外补助。谁知道，巴西女孩说，她的Dependants是爸爸和姐姐！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祖国，所以他们陪她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太让人为难了！我只好咨询我们的签证部门，果然，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她的爸爸和姐姐只能以旅行身份短期入境，而不能作为Dependants和她一起在纽约生活。
严格归严格，也有些地方，我们很人性化。一位意大利同事告诉我，曾经有位申请者，小孩得了重病，只有在美国才看得好，所以他非常需要在联合国的工作机会，这样就可以救他的孩子，我的同事千方百计帮他在纽约找到了职位。
联合国每年招人时，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处都会“使劲”，好为本国公民多争取一些就职机会。很多申请者在名单上已经有10年多了，其中的一些甚至已经失去了联络，但我们不能随便把他们从名单上拉下来，那样做就损害了他代表的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这些猎头，“顾忌”比一般猎头公司或者人事部门多得多。
4.生活：替安南收快件？
联合国的实习合同上交代得很清楚，联合国不负责实习生的食宿，也不提供任何报酬。
上班要自己置备好正装，听说，安理会的男实习生因为没穿西装，被赶回去了；去餐厅吃饭得自己掏钱，好在联合国的食物是免税的；实习生惟一能得到的“优惠”，是去37楼的健身中心学跳探戈和Salsa，每堂课只要5美元，是普通职员的对折价。
比起这些“鸡毛蒜皮”，联合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实习生证件，除了不能去顶层38楼安南的办公室，平时可以在整幢大厦里畅通无阻。我们可以旁听所有会议，包括安理会和常任理事国大会，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小国”领导人“翻矛枪”——“凭什么布什发言时间可以那么长，我就只能说5分钟？”
想见安南也不是没可能，比如在餐厅吃饭时。还有一日，办公室大部队都去开会，只剩我一个人留守。突然来了个送信的人，让我签收快件，仔细一看，乖乖，“To Kofi Annan．”安南的信什么时候轮到我签收啊？赶紧翻包找支挺刮的签名笔吧，一抬头，连送信人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只听见一句话：“不好意思，搞错了。”
但在联合国实习，最开心的是可以和各国实习生成为好朋友，我们常常相约去中餐馆，或者一起品尝珍珠奶茶。现在中国实习生还不多，而我是24楼惟一一名中国实习生。
有一天，一位上司问我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说，以前很少有中国实习生。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我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