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此次听证会的目的本不是解决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问题，也不能完全以调价与否来考量听证会的效果，但是我国目前听证制度存在的硬伤使得听证行为本身毫无意义。因此我们目前在听证会上看到的是，强势利益共同体与缺少话语权的弱势人群的博弈。这样的听证会甚至连各方充分地披露信息都不可能做到。在此约束条件下，如何能够使决策者听到各方真实的利益诉求，如何避免“选择性听取”？
在此次的出租车调价听证过程中，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出租车公司运营成本和收益始终处于灰色状态，公司方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不仅遭到了行业专家们的质疑，甚至有违每一个的哥和乘客的常识。因为一旦这样的核心被披露，可以想见另一个官煤勾结的图景将大白于天下。这个根本性的障碍不克服，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只能流于形式。
4月26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调价听证会在举行了一天之后匆匆结束。可以预计，此次调价已经势在必行，从而继续印证人们对于各类价格听证会“逢证必涨”的心理预期。与过去听证后提价的铁路、民航部门相比，此次提价的受益者范围更为狭窄。如果民航、铁路部门的服务提价，尚有可能提高上百万民航、铁路职工的福利水平，那么此次出租车调价的受益者将是极少部分出租车运营牌照的拥有者，以及少数相关利益群体。
长期以来，包括北京在内许多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处于高度行政垄断的局面，行业进入壁垒处于极度不透明的状态。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这样的牌照经济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经济租”，围绕这一可观的租值，各寻租集团和利益团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同体。2005年打击官煤勾结的斗争向我们展示了权力完全支配市场之后，这种利益链条如百足之虫，打而不死，死而不僵，不仅极大地扰乱了煤炭市场，每年更搭上了成千上万矿工兄弟的生命。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租车行业的状况与令人震惊的官煤勾结，原理大同小异，它虽然不会让人们直接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听证会之后，出租车行业的调价行为将会影响北京十多万的哥和上百万乘客的福利水平，代价同样高昂。
召开此次听证会的目的本不是解决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问题，也不能完全以调价与否来考量听证会的效果，但是我国目前听证制度存在的硬伤使得听证行为本身毫无意义。
发端于西方的听证会制度，正在被各国大量运用于立法和行政过程中，用以增加立法和行政的民主化成分。它的作用在于：第一，立法者充分倾听专业人士的观点，为立法提供有科学根据的咨询意见；第二，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立法之前，通过听证充分听取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
我国的听证会制度，大多希望达到第二种作用。但是目前的很多听证会都是在行政主管部门的请求下召开，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管制机构，与被管制的产业有着实质性的利益关系。因此我们目前在听证会上看到的是，强势利益共同体与缺少话语权的弱势人群的博弈。这样的听证会甚至连各方充分地披露信息都不可能做到。在此约束条件下，如何能够使决策者听到各方真实的利益诉求，如何避免“选择性听取”？
听证会制度是一种参与而非表决机制，但是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让公众相信，他们的诉求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即使这些诉求可能并没有在最终结果中得到全部实现，这是听证会制度目前存在的合法性。在此次的出租车调价听证过程中，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出租车公司运营成本和收益始终处于灰色状态，公司方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不仅遭到了行业专家们的质疑，甚至有违每一个的哥和乘客的常识。因为一旦这样的核心被披露，可以想见另一个官煤勾结的图景将大白于天下。这个根本性的障碍不克服，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只能流于形式。
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利益都处于重组过程。自由的市民阶层的联合，这是城市的本来含义，正是这样的联合孕育出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部分精神资源。这个自由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发生演变，到了今天至少应该包括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遴选精英代表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建言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这样虽然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利益都绝对不受损，但是至少在博弈过程中，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决策过程透明，某些群体的不满情绪得以释放，有助于营造和谐城市的氛围。
与其他国家成功的实践相比，我国目前的价格听证会制度使得部分群体失去了利益表达的机会，从而对这种利益表达机制丧失兴趣。这样的听证会，召开比不召开更糟糕。
真正激活听证会制度有两个要务：第一，继续坚持有限政府的改革，对于无关国家命脉的经济行业厘清权力与市场的边界；第二，由人大或者人大下属的专门委员会作为中立的代议机构召开听证会。舍此两个条件，听证会的召开没有任何意义。
作者：黄一琨
信息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