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６”，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５０年代苏联“图―１６”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１９７０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１９６８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１９７２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１００架。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到１９７０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５０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１９６９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８０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７０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４到５米或８到１０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７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１９７２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６０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３０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驶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９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之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１０亿吨乃至４０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平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３０到４０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有人认为，苏联既然无法大量实际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无疑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即依靠有限战争和常规兵力进行闪电战，谋求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苏联的决策者们不是没有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与全面核战争不同的是，核攻击只限于严格限定的目标。苏联如果对中国进行局部核战争，那么一般地说，它将避开城市地区而集中攻击下述目标：（１）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基地；（２）作为轰炸基地的机场；（３）强大军团集结地区；（４）在边界上同苏军对峙的兵力；（５）生产核武器和导弹的地区，等等。在攻击中，将尽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吨级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库的封条，即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难免遭到报复。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一架战斗机投下一颗核炸弹，可以摧毁拥有数十辆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战术核导弹，可以使一个师的兵力在集结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核地雷可以埋在苏军前进的路上，核炸弹可以埋设在民房地下。这样，有限核战争向战略核战争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增长。因此，苏联对于发动局部核战争，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