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办公楼外景
在国际事务中，严正交涉、握手言欢、含笑碰杯的后面，不少暗箱操作鲜为人知。说白了，有时很像激烈的情报战。鉴于对手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获取我情报的现实，我有关单位也不得不采取对策，进行反间谍斗争，并建立起自己的谍报工作。国际间的这种斗争，天长日久，从来没有停止过。
国际间谍的猖狂
对手为了获取我们的意图、政策和有关活动计划，可说是不择手段，用尽了一切招数，并且在投入上不惜工本，紧跟和运用高科技产品，不断更新设备。就前些年破获的间谍活动看，以下几个方面，迫使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无耻的偷盗手段。
一是偷窃我官方文件。他们全然不顾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千方百计，窃取我传递中的外交邮袋，非法开拆，摄取我国机密，以制定其策略，用以对付我们。二是盗窃我外交人员的笔记本或有关资料，用以研究我有关会议情况，探索我意图，有针对性地破坏我行动计划。
为了培训、提高间谍的偷盗本事，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早就在南美某国建立一所“拾铃学校”。据说，学校的得名与测试间谍毕业生所学的偷盗本事有关：将模拟人穿上有十个衣兜里分别装着文件、密码、金钱等窃取目标……然而每个兜里也暗中配有一个铃铛。考官在测验“学员成绩”时，命令其在限定时间内，把模拟人十个衣袋中的东西偷光，但是，若有一个铃铛发出响声，都不能算考试及格，需继续“培训”，直至通过考试。一批批经过测试合格的间谍，化装成各种身份，派往世界各地的码头、旅馆、空港、车站，进行跟踪盯梢、伺机下手行窃。我国外交信使的一个文件袋，就是在美国休斯敦机场头等舱候机室被这种职业间谍窃走的，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上蒙受了损失。
阴险的窃听、拍照手段。
我们的对手利用秘密安装的形形色色窃听、窃拍照器材，监听、偷拍我驻外机构的机要部门、工作人员办公室或宿舍的情况，收集我外交官的谈话内容和有关会议情况，定时发报或传真给间谍机关，企图长期掌握我有关情况、动态、工作规律，供他们制定行动计划，与我国机关政策抗争，达到他们的企图。
对手那些可恶的器材，靠什么能源进行运作呢？据查，有时借用交流电源，多种情况是用干电池。这种专用的干电池寿命，最长可达六十年之久。用电池当能源，最便于安装和使用，他们可随时随地下手搞我们，令人防不胜防。
那些可恶的器材形状各异，放置的地点十分隐蔽。
我国驻某国大使坐车的门把手，被间谍机构放入了窃听器，这个经过处理的门把手，从表面看与其他的把手没什么两样，从外形上找不出任何差异，只有用仪器才能检测出它的“奥妙”。他们妄想利用它，长期秘密监听我国大使的言论。还有，我国一个使馆参赞的办公桌被放入窃听器；我某使馆会议室墙壁内被放入窃听器……
安装窃听器材手法高超。
我国驻某国使馆选址时，为防止间谍安窃听器搞阴谋，曾以“你出来，我进去”的不利购买条件，以重金买下一座旅馆，拿到全部房间钥匙，并立即派人住进看守，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当时，我有幸曾到这个刚买下的旅馆先睹为快，领略一番在这种成交条件下所购买的房子情况，看后觉得真是前所未见。因为付款条件规定，店主和客人必须同时搬离，旅馆一切设备不得触动（交了钥匙，都空手走出去），所以，房间家具、电器等一应俱全，原样摆放。有的房间客人喝剩的咖啡还摆在那里，来不及收拾……可是，即使这样快买妥的房子，间谍人员还是安了窃听器，只是安得少一些罢了。后来，我得知有此怪事，纳闷地问有关人员，间谍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何来得及安装那玩艺儿呢？答复是，那些人每天暗中跟踪，凡是中国买房人驻足的处所，他们都安上窃听器，不管此后买与不买，先“安装”了再说。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解释：可见，对手在获取情报方面是何等用心，何等不惜开销！
间谍人员为监听我情报，有时还暗里进行着有相当规模的“工程”。
我“参观”过这样的特殊的“工程”，多少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记得，那年春节假期刚过，我到了驻某国使馆。在那里工作的一位老同学见面后对我说，你这次来有“西洋景”看了，见识一下洋人的“地道”吧。这“地道战”把使馆整个春节的活动搅了，谁也没有机会玩了。因为要挖掘敌人的“地道”，把人累得好苦，哪还有心思娱乐？
原来，这个使馆正在建设新馆舍———旧馆全部拆平，原地起高楼。新馆工程包给当地建筑公司，工程到了按新图开挖地基的阶段。旧馆在时，我也住过一次，还记得它的外观和内设房间的布局，特别是主楼第一层的情况。那里有一个很讲究的大厅……前几天工人挖沟时，在大厅的位置挖出了问题。旧使馆在那位置本没有地下设施，工人们却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室”，而且布置讲究，有地毯、桌椅、照明等设备。包工头以为那是连使馆也不知晓的地下“金库”，老天爷给了他发大财的机会。他于是密令工人停工、休息，他要亲自看个究竟。
包工头经过两天独自“劳动”，只身深入“地下室”，全方位“侦察”和涉猎之后，才煞有介事地告知使馆“发现秘密”，说已令工人停工，如何处理，请中国使馆定夺。这一突发消息令使馆吃了一惊，以致改变了春节的假期日程安排。为尽快弄清情况、向上级部门报告，使馆人员必须轮流去工地挖洞（临时馆舍距离使馆工地有相当长一段路），寻查那个“地下室”到底通向哪里，有什么名堂。
这地方地质构造特殊，多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泥沙含量少，铁锹挖不动，要用尖镐刨，刨出的沙石堆在一旁，小山似的散放了一片。使馆人员多年没干体力活儿了，黑夜白日赶着挖“地道”，哪里吃得消？然而，这是“政治”任务，压倒一切。什么过春节呀，集体远游啊，全都抛到脑后。惟一的收获是流了大汗，筋骨活动了许多。
汗水没有白流，大功终于告成，情况弄清了。原来，“地下室”是国际间谍机构的窃听前沿。在这敌人“阵地”的顶部，也就是贴近使馆那间大厅的部位，装着很多窃听器。“地下室”内的各种电路、线路，在离地面约两米深的部位，顺着一个通道向右前方延伸数十米，穿过使馆的围墙地基，进入“邻居”的院子里。
我是个好奇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坐不住了，要求下“地道”走走、看看。很荣幸，我得到允许。那间“地下室”已经拆除，没有模样了。然而，通往邻居大院的“地道”还有一段没有拆。我踏往废墟，躬着腰，进道口观察了一番。脚下是红色地毯，上面是天花板，有路灯设备。令人惊奇的是，在近两米深的地下，一点没有潮湿的感觉。朋友指点：“你看看这通道四壁与沙石之间，全注满了防潮材料，地下的湿气挡在外面，进不来嘛！”可见，工程策划者是作了“长期打算”的；只是没有料到中国要翻盖使馆的事。再说，恐怕也没有监听到什么“秘密”，因为这一层的大厅是唱歌跳舞的场所。我问，这工程是从“邻居”的院子开始的，工程设计的准确度且不讲，就说施工难度和那么多土石方的处理，决非短期可以完成。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就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和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朋友答说，有点迹象也是人们事后回忆起来的，当时并没有任何察觉。我问，这“事后回忆起”的迹象是什么？朋友说，据了解，有一个时期人们见到每天有一辆卡车，装满崭新的木箱运出大院，不知送到何处；又见，每天也有一车崭新的木箱运进大院。以为工厂在倒腾某种产品，谁也没有多想别的什么。啊，原来人家夜里施工，白天无动静，只把已经装箱的沙石泥土运出一车了事。一天一车，大概也是“工程”的进度。这样，那个“邻居”院里当然不显山不露水了。
国际间谍的“硬件”构筑，是其“软件”运作的支撑。在得到有关情报以后，经过梳理，各尽其用。其中一项恶毒目的，是腐蚀和策反我外交干部。
他们的策略有，一是以金钱收买。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公开放风，规定了我各级外交官投靠美国的“奖励”标准。职位的高低不同，“价码”也不等，一般都在十数万美元一位。二是以美色勾引，利用年轻美貌的女间谍，明里暗里企图同我外交人员拉关系，遇到不坚定分子使设法下手，按计划再套取新的情报。三是以不同的威胁手段，逼我失足人员就范。但是，这些可耻的阴谋手法，一直难以奏效。
不过，原苏联倒是有过一位高级外交官被美国策反成功的例子。他的名字叫谢夫钦柯，自他1973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起，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盯死。中央情报局利用收买、拉拢等手段，于1975年将他挖过去，为美国提供苏联在裁军方面的内部考虑和计划策略，并且帮助中央情报局向其他苏联驻联合国机构安插眼线。1978年3月，苏联发觉谢夫钦柯叛国，正在设计进行诱捕时，谢夫钦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应，甩掉监视，叛逃得逞。
我国反间谍人员斗争一瞥
我在“周游列国”过程中，有幸与一些我国反间谍的英雄见过面、闲谈过，也好奇地观看过他们工作时的情景。在“世界高科技”特殊战线的前沿，他们为保障外交工作的正常运行，艰苦拼搏，无私奉献。这种不图名不为利、只顾付出智慧和汗水的精神，实在使人看了难以忘怀。特别是，使馆领导介绍的反间谍实例，更能生动具体地反映出这方面情况。这里举个三十年前的例子。
讲三十年前的事，要从三十二年前认识一位老干部开始。那时我正血气方刚，参加外交部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劳动。我们住处不远的田边有条小水渠。清水潺潺，绿草茵茵。一位几乎秃了头顶、瘦高个子、弓着腰的老人，总是不离人们的眼帘。走近前的人，都愿意与他唠上几句。老人一面笑着搭话，一面从来不忘自己的活计。他手握鞭子，赶着三四头耕牛，早出晚归，十分辛苦。牛被他放养得又肥又壮，他自己却老是那么干瘦。细看上去，老人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挂一个小小布包，里面装的满是零钱。每逢不小心牛吃了路旁庄稼，他就按庄稼实际损失，赔种田人钱。江西老表尊敬他，称他为“老八路”。听“老八路”说话口音是标准的陕西腔。
我们谁也没想到，连队指导员调回北京后，这位陕西“老八路”来到连里接替了指导员的职务。没多久，大家知道了“老八路”的身世。他的名字叫李连壁，确实是陕西人。他在西安上中学时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从西安去延安，他与周恩来同志乘坐同一辆卡车。周总理当时坐在驾驶室，他们几个年轻人坐在卡车货斗里。自那以后，李连壁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名“知识分子”。那时队伍里像他这样的人，遇有大的战役常被组织上“保护”起来。当然，他也经历过革命斗争的艰险，但那不是战场上枪林弹雨式的。也可能正是有这层原因，他对战争中牺牲的战友格外怀念。他不止一次对我讲过：“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甚至受了委屈，想想他们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话说得平和，听了令人信服。我和他的接触日渐紧密，受教益也多，对他本人的认识不断加深。“文革”前李连壁在我国驻波兰使馆任政务参赞，作为王炳南大使的助手，参加过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他为中美关系的前期接触和进展在第一线付出过心血。因为尽心竭力工作和操劳，他累得骨瘦如柴，一米八左右的身材体重不足百斤。据说在驻波兰使馆期间的一天中午，紧张工作之余，他想躺在床上歇一会儿，无意中蒙上床单睡着了。当王大使有事派人到房间找他时，竟没有看出床上躺着个人。那人匆匆报告大使，说李参赞不见了。结果弄得大家虚惊一场。由此可见，他身材“苗条”到何等地步！
李连壁从江西调回北京，于1972年5月至1976年2月出任中国首任驻某国大使兼任驻欧共体大使。他在使馆工作的实绩，对人颇有教益。大家见面时常提，说李连壁的责任尽管重了很多，然而他能团结同志、尤其注意发挥第二把手的作用，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当时，刘相伦作为政务参赞，是李连壁的主要助手，两人彼此敬重，合作默契。
当时使馆工作的不利因素，是该国首都的间谍活动频繁，监听中国使馆的罪恶活动达到猖獗的地步。我们反间谍的任务十分紧迫。
建馆初期，我国驻该国使馆的馆舍是接收原国民常反动政府使馆的房产，办公楼有整整一面墙与“邻居”贴着，而且两家房子都临街，各走各的门，没有接触机会。于是，国际间谍机构钻了空子，他们通过种种手段，深入“邻居”房间，安插了“据点”，在我方楼墙安装好多个窃听器，无耻地偷听机密情报，被我们侦破。为了打击敌特机关的嚣张气焰，使馆领导决定破获这些窃听器械，保卫我国的主权尊严。
李连壁大使知道刘参赞以前搞过公安工作，觉得正好用其所长。他让刘参赞统一领导这次特殊的战斗，既要获取全胜，又不要使刚刚建立起的中国与该国的关系受到任何影响。而所有内部前期准备工作提前秘密进行，不能走漏风声。于是，刘参赞运筹帷幄，与有关人员共同制定出周密的侦破计划，直至抓住良机干净利落地“了结”了此事。
那年，我出差路过该馆，见到李连壁大使，受到他亲切的接待。我们共叙了别后往事，记忆犹新，倍觉惬意。在使馆大院散步时，他走到一棵大树旁边停住脚，像是想起什么事要告诉我，欲言又止，然后，小声地用陕西口音说：“咱到楼上去一会儿。”李大使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谈了前不久使馆破获间谍机构窃听器的事。他说，刘参赞这人心细如发，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大家齐心协力，迅雷不及掩耳，转瞬之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将敌人的窃听器从我方墙体中悉数清除。说着，他顺手递给我一份有参赞签字的相关材料。
我一下子被那刚劲潇洒、圆润秀丽的书法所吸引，说：“刘参赞的字写得真好！”“他长辈的书法更漂亮。”李大使告诉我，“那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四川某地见到刘参赞长辈写的字时，曾当众赞不绝口，幽默地褒奖道：‘呀，这字写得，除我之外恐怕没有人比得过！’”
看了那材料，我更知刘参赞足智多谋，文字精通。李大使说，他还能打一手地道的太极拳。
驻某国使馆的工作、生活情况同此前一样，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时候，每日清晨都有不少馆员在使馆大院按时集合，由刘参赞领着大家在使馆大院里打太极拳，或进行别的晨练。然后，说说笑笑地共进早餐。随后，开始繁忙的工作。忙中有闲，苦中有乐，心情舒畅。
窃听器被我“挖光”以后，“邻居”既未“报警”，也未过问我方。他们自从吃了那次哑巴亏，看上去有所收敛，至少没有故伎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