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7年，孙学川不辱使命！
从第一个军事体能研究中心创建，第一台“绳索斜拉式电动抗眩晕实验平台”问世，到首次突破海上抗眩晕、高原抗缺氧训练难题，在以军事体能科研成果提升战斗力方面，孙学川创造了奇迹。他开创了“运动时间生物学”、“军事体能学”分支学科，主持承担的16项重大课题研究被列入全军“2110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取得27项科研成果。
可是，谁又料到，他是一个40岁入伍的“新兵”。
“部队急需体能科研人才，我40岁参军，就是想为部队做些事情”
孙学川注定姓“军”。
他在入伍前已是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全国体育科学会理事，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
1997年底，原解放军体育学院领导到成都参加运动训练学术会议，对孙学川所研究的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即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愿望。不久，孙学川穿上了军装。
消息传出，许多单位包括清华大学、国家体科所等纷纷慕名邀请，许以高职厚薪，孙学川一一婉言谢绝。一位公司老总曾当众承诺：“部队一年给你3万元工资，我每年给你300万报酬，给你车子房子，安排家属，干不干？”孙学川笑了：“人各有志。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捆绑在金牌、冠军上，我要把它用在部队最需要的刀刃上。”
不惑之年穿军装，孙学川倍加珍惜机会。他投身在绿色方阵，夜以继日地打拼着智慧和才干，在军事体能科研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
“军事科研是我最大的追求，我的工作是放在有助于战斗力的提高上”
警报拉响了，孙学川挥戈扬剑！
海上抗眩晕训练研究涉及学科、专业众多，国外研究也很粗浅，只能靠服用药物来缓解晕船症状进行海上适应性训练。能否在陆上模拟训练方法，解决特殊环境下的难题呢？
孙学川瞄准制高点，迎难而上。他带助手46次下海岛、上舰艇，不计其数的和部队出海训练、测量数据、访问气象站、请教老渔民，收集第一手资料，先后参加了79次海上检验实验，收集整理了上万份数据资料，翻阅了3000多本书籍资料，记录下了29万字的科研笔记，仅写的调研论证报告摞起来就一人多高。
有一次，他与保障分队在海上实验，由于连续蹲舱，没两天就倒下了，可他依然冒着40多度的高温，坚持每天上船。他硬是请求战士把自己系在桅杆上，绑在船舱的实验桌上，跪着继续观测分析，验证数据。
某海域，风高浪急，海风6－7级，浪高2－2.5米。某登陆艇驾驶室内，下达各种命令的声音嚷嚷不停。孙学川在船舱内光着膀子，一手拿着监测仪器，一手握着对讲机，要第一个走进抗眩晕舱测量数据，同事们上前拦他，他吼了一句话：“自己不吐怎能让别人吐呢！”
训练开始后，他边吐边测，边测边吐。等工作2小时后下舱时，他脸色苍白，四肢无力，口袋里装的2个塑料袋都已吐的满满的，身上全是汗珠，一滴连一滴往下掉，某船运大队长由衷感叹：“我真是服了你！”
孙学川的课题研究提前完成，在部队演习中广泛运用，形成了整套陆上抗眩晕训练的方式方法，为我军省下8000多万元科研经费，仅训练器材改造一项就节约经费1000多万元。经专家鉴定后，这一成果还被地方海事和远洋部门应用。
“我是一名军队的科研教授，解决部队的体能难题是我应尽的职责！”
2003年10月的一天，一封某边防团的信发到了军事体能训练中心。孙学川看完信后惭愧地说：“这是我的失职”。2003年的最后一天，体能训练中心又收到了这个团986名官兵的联合署名感谢信，孙学川笑着说：“这是我的职责”。
原来，某边防团长期在高寒地带执行巡逻任务，受自然气候和地形地貌的影响，训练损伤严重制约着部队官兵体能素质的提高。为此，部队也多次到军地院校和体育运动研究部门邀请专家教授指导，训练器材添了不少，运动场地建了很多，实际效果仍然不大。他们就向孙学川求救了。
孙学川迅速启程赴边疆。
他带课题组多次奔疆入藏，跋涉5000多米以上的高原，爬冰卧雪，餐风露宿，对官兵抽血、查基因、取样本。2001年6月，孙教授突患感冒，病倒在西藏林芝，身体极为虚弱。为防止肺气肿，军区首长“命令”他马上体检，他反而笑了：“我来西藏，就是要体验军人的感冒。”
为了感受缺氧和高原反应，在登上海拔5300米高的米拉山时，他和课题组不轻易吸氧，不随便服药，与高原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获取了科学准确的数据资料。不久，他从缺氧机理研究入手，编排了抗缺氧操，发明了“抗缺氧嘴”，编写了《高原体能训练教材》等，大大提高了抗缺氧、抗疲劳、抗高原反应能力。
强健的综合体能素质永远是军人制胜的关键。针对部队体能训练现状，孙学川根据人体机能的适应规律，运用军事体育医学和生物学原理，把训练强度和密度搭配，结合资料分析，制定了科学的训练方法和考核方案，质量提高了：训练损伤率由过去的38%下降到7%；经5年1000余人次反复实践，单科训练时间平均缩短25%，训练损伤减少71%，训练成绩却提高了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