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一直有一个“读经”的活动，在杜维明先生和黄万盛的言谈之中，他们对这个读经小组充满着敬意和怀念，因为一直以来主持这个读经活动的史华慈先生已经过世了。
这个曾经的读书小组的人员构成，听起来令人感慨，有诺齐克、列维纳斯等等，杜先生也经常参加活动。许多国内来哈佛访问的学者不少有幸参加过。
有一件事经常被提及，这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经典的态度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但是成型后的圣经在神学的范围内，就不能被怀疑，圣经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不会有人说圣经那里说错了。而儒家经典可能有所不同，一方面儒家经典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经典多有不同，另一方面，儒家的经典解释经常会怀疑经典本身的问题。或许，儒家的经典传播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中断，但关键是后世的儒生经常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增减经典，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修正。
这种不同有时会延伸到今天的人对于经典的态度。一个小道消息说，史华慈的读经班有一次阅读的文本是《中庸》，据说一个沪上学者，认为阅读经典没必要如此麻烦，遇到解释不通的问题，首先应该怀疑的是经典是否写错了。这句话导致史华慈在整个活动期间对这个人不屑一顾。当然我后来了解这个人并非专门的经典研究者，但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却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如康有为直接就把许多经典宣布为“伪经”，“疑古”运动的直接成果就是怀疑经典。如此这般，历历在目。
一般人都会说哈佛燕京主要是一个中文环境，这一点并无夸大之处，来这里的学者大多数以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为主，外语并非核心能力。而他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如果用外语来表达便会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在哈佛的这块“飞地”中，中文便自然而然成了工作语言。尤其的哈佛燕京的图书馆也是以收藏中文书为主（还有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文献）。
而哈佛燕京的活动安排也可以体现这一点。每星期一有一个“儒学研讨会”，这个活动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虽然冠之以“儒学研讨会”，但所讨论的话题则是文史哲法均有。做报告的人多种多样，有在美国的以研究中国为主的学者，也有从国内过来的知名人士，但更主要的演讲者则是在哈佛的访问学者，一般都会被要求做一个报告。当然报告主要用中文，听的人也主要是中国学者。我自己讲的时候，选了一个比较怪的题目“国之意象转移”，内容就不罗嗦了。
星期三中午才是一个英文的活动，请一些各学科的人物，来边吃边讲，因为提供免费的午餐，且英语的受众更多，所以参加者众多。
说了半天还是要回到读经。在杜维明先生的组织下，星期五下午则成了“读经”时间，可能是因为杜维明先生的兴趣比较侧重于“思孟学派”，所以据说这些年选择的经典以思孟的经典为主。去年下半年主要是读郭店竹简中的《五行》篇。因为秋冬季，杜维明先生一般都是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讲，所以主要的读经活动由陈来老师主持，参加的主力还有以做郭店和思孟为主的梁涛，中山大学来的张丰乾，中国社科院的陈静，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宁，上海的方旭东。我虽是做儒学的，但以近代为主，他们本着普及的精神，也拉我入伙。
这次读经可以说是从这辈子读书最细的时间，一般每天下午三个小时左右，读3－4章，大约100字左右，先由陈来老师综合陈述，将每一章的文字和意义系统做大致的介绍，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一般每一句话均会纵横上下，将与这句话有关的文献，或者各种可能的歧义都涉及到，因此，经常是半天结束了，100字还没讨论完。如果是杜先生参加的时候，那么讨论的时间还可能更久。这样持续了半年，我几乎一次没拉，但是短短的《五行篇》没有读完。
思孟的五行被荀子猛烈批评一直没有充分的文献依据，成为儒学史上的著名公案，而郭店的五行篇的出土则被视为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文献上的空缺。根据杜先生和陈来老师的安排，我被分配整理近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的综述和分析，从章太炎、梁启超到顾颉刚、蒙文通、冯友兰等，这些前辈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有天才的猜测和胡乱的联想，每一小步的学术进步是如此的困难。
这个学期的读经在明天又要开始了，这次是《中庸》，虽然是一个熟悉不过的文本，但是我期待着，
我愿意做一个圣言的倾听者，每一次的阅读和讨论，使我的“听力”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