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扁
2007-2-12
人人都有道德自信。
先做名词解释：道德自信。
这跟一个人做过好事没有，做过公益慈善没有，给希望工程捐过款没有，做过义工志愿者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
如果说，人人都要吃饭，是普遍适用的规律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结构，差不多也是规律。虽然这个结构比较复杂，比较虚，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人都有这个东西，这个“虚体”。
道德自信是虚体。道德自信对中国人来讲，是一根重要的稻草。中国人基于道德自信说话、做事，并非一日两日。道德自信，是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支柱。中国人的自恋自信自尊自爱自大自狂，总结起来，核心就是一个，那就是道德自信。中国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认同，对自我抱有好感？靠的道德自信，或者说，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证自明的正确，真理在握，胜券在握。
几乎人人都有这个道德自信，这种优越感。自我厌恶，比如对自己的性别产生厌恶，对自己从内心感到厌恶，这是少数情况，常被看成病态。许多年轻人因为手淫而沮丧，那是性伤害了道德自信。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自信。但是这种东西，对国人的心灵运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中国人普遍来说，其建立道德自信的过程尚有一个共性：我能够战胜性的纠缠，摆脱性的诱惑，保持我在道德上的完美、高尚、纯洁。
道德自信，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支柱。建立道德信心，净化心灵，长期保持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一个中国人一生的功课。“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抗拒诱惑，克制冲动，一生都不能疏忽。性命双修，换一种说法，几乎是要性不要命，要命不要性的修行。
道德自信，尤其是关乎性的私德对于中国人何以如此重要？究其原因，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中国人一出生，并没有带来价值。天赋人权，是文艺复兴的主张。人命关天，敬畏生命，并不是说人生来带有价值。所以中国人生下来以后，价值焦虑一直伴随生命全程。实现途径是当官，出名，有钱，或者拿诺贝尔奖，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评院士。这是有形的表现。无形的表现，则是“我是对的”这种生命冲动在各种场合下的强化表达。
结合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敬德修业。德，代表上帝，代表佛，代表真主，代表天堂，代表真理，成为一切价值的代表。
我的，对的，道德的，有价值的。这是传统中国人心灵部分的内容；用权力而不是逻辑来维护这四个元素的统一，是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入世以后，一切为了这四个内容之间的链条不脱节。道德自信，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像奥迪轿车的标志：四个圈圈。哪个圈圈也破碎不得。四个圈圈无法解构，无法置换，这是中国人人格稳定的原因，反过来说，中国人长期无法启蒙也是这个原因。
道德自信，不是理性，是感性。但是它的建构过程，有理性参与。它在理性上，有一个论证过程，一路充满信心的论证并得到一个结论，存储在大脑当中，成为将来立论、判断的基础。同样一个事，这个人这样看，那个人那样看。有的人立即心生欢喜，有的人徒生反感，是早先储存的功能模块不一样。
李银河的道德自信，其建构过程有它的独特性。比较多的受资本主义早期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影响。围绕这个内核，她用理性不断加固它；她的言说，也是这个内核的理性抒发。一个凝固-溶解、溶解-凝固的可逆过程。性学，性社会学，性学评论，性政治举措，只是她说话的一个场域。她的言行，均是其形而上的价值追求、道德信心在这个场域的投射而已。
李银河动了中国人的这块奶酪。无数中国人的道德自信在她的努力之下，出现裂缝，怕要破溃。
究其原因，因为性的元素，在中国人建构道德自信的过程中，一直处在下位。上下就像阴阳。没有下就没有上。性就像水，一直处在下位。如果没有对于性的敏感，没有万恶淫为首的规则体系，中国人的道德自信根本上建立不起来。程朱理学以来，中国人在维持世界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难以获得成就感，在西方人搞宪政改革，做环球旅行，到处开发殖民地的时候，中国人则要通过整顿秩序，建立虚体而获得成就感。性是脏的，万恶淫为首。在类似价值观这种明确的导向上，给人们宣泄生命激情提供了一个矢量，一个轴向。这是一个就像当年我们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一样重要的导向。
今天，中国人还是沿习这个办法，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人面临救亡图存的任务，将性的地位异化到了极致。这种极性，是构成许许多多中国人心灵世界上下两极的标准。许多人在构建心灵家园，或者说建立道德自信的过程中，正是这两个内容作为是和非的标准，帮它们建立了在具体问题面前进行选择的能力，不再犹豫不决——没有个人欲望的，就是好的；有个人欲望的，就是坏的。性欲自是个人欲望的典型。这种是非标准，这种极性、方向性，岂容弄混。
再举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李银河的主张对传统社会能够产生许大伤害。例一，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自杀身亡。他生性幽默，酷爱音乐，而且家庭幸福。他在气体运动论和热力学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他因科学成就备受崇敬。只因为物理学的危机导致他精神家园的崩溃，于是一个人悄悄在树林里自杀。爱因斯坦的挚友埃伦菲斯也因精神家园崩溃而自杀。1992年，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位把“计划经济”当成自己精神家园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当晚愤然坠楼身亡了。
所以，并不是性的真理或者科学的问题，而是信仰和情感习惯的问题，导致李银河被迫闭嘴。百十年来，中国人一直通过贬斥性而建立道德自信，或者说精神家园，李银河却站出来说，咦，不是那样的。你们上当受骗了！稍微说说也就罢了，她却说个不停，这还了得！？老先生们不干了。当然，许多小先生，小女士，在建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用的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蓝图，他们也会同样要求李银河闭嘴的。他们没有逻辑，他们纯用污言秽语。
这一回，给予李银河领导以压力的，来自不一般背景的人，其道德自信自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先不评判对错，先描述状态。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他有他的宽容，一直隐忍没有说话。但是，最近李银河说的一些话，传来传去，已经“太不像话”。至于李银河自己是怎么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传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效果。不得不出面打个招呼了。这是其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一个体现。其实想打这个招呼的远不是一个两个人。他们一直没有说话，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意见。但是，李银河确实“有点儿过了”。说的那叫什么？！影响太坏！得让她收敛一点儿。
这样的有道德自信的长者、中年人，决非一个两个。打招呼的人，不用知道他是谁。我敢担保，他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比李银河的多，比李银河的牢靠，比李银河的坚固。这些长者、中年人，和我一样，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大兴趣去读李银河的文章。完全没有（我还是读过几篇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我提一个线索。要让人人都读你的书，办法是有。参考两个先例：一个是《圣经》，一个是《红宝书》。李银河的文章也好，书也好，注定了做不到这一点。
我这么说，并不等于说我认为李银河的观点主张不对，或者没有先进性，缺乏真理性，或者说我个人反对李银河的价值主张。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把李银河视作一个激进主义者，她是保守的。“左”派中的右派。理想的状态，我写过一篇《欣闻李银河成伪学者》的文章。李银河应该享受被绑火刑柱的待遇，这是理想主义者至高无上的荣耀。
李银河是中国人，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她懂得中国的世故，哪怕只有一点点。所以，她的选择，颇有点中庸的古风：大不了我不说了，可好？这很好。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
李银河现在是以退为进。这是一个好办法。一个从容裕如的办法。她不急。她为什么要急？她有中年人的智慧，也应该了解“普朗克效应”——著名科学家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确立，并不是通过反对者声明自己搞通了，倒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逐渐死光了，而新的一代一开始就熟悉这个真理。”萨缪尔森更直截：“科学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而前进的。”
这是一个好办法。好好享受生活，比那些道德自信很充足的老人们多活它三十年，看谁熬得过谁。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也很难：就算你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呆着，不出来，被养着，你的医疗待遇总是算不得最好的。你能熬得过人家？不一定。所以索性让它凉一段时间，坐看云起，避免意气之争，也避免价值之争。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前几天跟马晓年老师在新浪做聊天，他问我潘绥铭老师在干什么？怎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跟潘老师不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他是著名学者，我是个啥还不知道咧。但是我按照自己的猜想说，他做的功课，不一样。他把大把的年轻人笼络到门下，有做宗师的志向。马老师点头会意。
李银河女士最近些年走出书斋，做了许多社会功课，弟子遍天下。许多人视为一字之师，许多人视之为人生导师，有再造之恩。度天下有情，功德无量啊。
但按基督教的说法，不要自己坐在椅子上，要从椅子上下来。这是一个好办法。比什么医疗保健都好。
但是，李银河真的能从椅子上下来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