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孔子在《论语》中说过两遍：一次是用来形容“仁”，见《颜渊》篇；一次是形容“恕”，见《卫灵公》篇。当然恕也就是仁。“己所不欲”是如此，那么“己所欲”怎么办呢。他没有这么一总地说，但在《雍也》篇里讲：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孔子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在他(以及后世的儒家)
看来，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人都有着共同的“欲”，可以由我的欲推知别人的欲，或者干脆说我的欲也就是别人的欲，那么我想要的别人也会想要，我不要的别人也不会要，待人正有如待己。
这个人所共同的欲，大概是有三个层次：从最基本的说，就是《礼记·礼运》所讲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往上一步，是孔子说的“立”和“达”，据阮元在《论语论仁篇》中解释，“立”是“三十而立”的立，“达”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的达，站得住，行得通，总之是在社会里取得一个位置。再往上，则是孔子说的“我欲仁”了，用《孟子 ×
离娄》中的话形容就是“民之归仁也，犹
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那么在这本能的、社会的和人格的三个层次上，反面地
讲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面地讲则应该是“己所欲，施于人”了。
《庄子·应帝王》讲过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很显然庄子是不同意孔子一派的说法的。在他看来，第一，人没有共同的欲，有的有窍，有的没有；第二，我的欲不是别人的欲，儵忽需要窍，混沌不需要。我这些年于《庄子》与《论语》都曾下过番功夫，其间最是这一层不可调和，就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谁是谁非，他们的出发点根本就不同。勉强说来，从群体出发，当侧重于孔子；从个体出发，又当侧重于庄子。还可以从“欲”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从它的不同层次看，那么越趋于基本，我越觉得孔子说的对；若是升华到思想、精神、社会意识的程度，似乎庄子所言更有些道理。
孔子孟子都可以被看作是理想主义者。能够成为理想主义者，正是要有这样两个落脚点：第一，大家可以共同隶属于一个理想；第二，我个人的理想可以推而广之，为别人所接受。《孟子·万章》说：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孟子·尽心》则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伊尹作为孟子心目中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正是经过了一个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的过程。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这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的两个主要类型，前者实现理想是以自我为终极，满足于自身的“知”与“觉”，最终想把自己变成圣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的理想主义者；后者实现理想是以社会为终极，这就牵涉到别人，要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最终想把人间变成天堂，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人生不光是一门学问，它是一种行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不能不发生关系；人是在社会中完成自己的人生，这过程总要涉及到别人。就像《论语·公冶长》所说的：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说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话（《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讲：“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他们似乎是看出了这个方向上的一种潜在的危险性。在庄子讲过的故事中，儵和忽给混沌“日凿一窍”，是出于“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谋报混沌之德”，结果却是“七日而混沌死”。庄子所不满的是以己度人的思想或行为的方法。在他看来，把“己所欲”施于人很容易就变成把“己所不欲”施于人了。而且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往往沿途就播下了狂热的种子，“施”，由讲理到不讲理，由劝导到强制，甚至更厉害些，似乎也只是一步之遥。其实我读《论语》时已多少有这种感觉。孔子那么一个“温良恭俭让”、循循善诱的人，就可以有这样的举动：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而《荀子·宥坐》更记载着：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论衡·讲瑞》还有“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说法。诛少正卯这事，我一向是不大清楚的，怎么会由“仁者爱人”一下子就跳到杀人了呢。现在想来如果这是真的，也是孔子实现其理想的一项措施罢。孔子说过“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本是自况的话，现在则是杀他人之身以成自家之仁了，大概是既然为了理想可以牺牲自己，那么也可以把别人当作牺牲了。而且依《荀子》说，这样的事还不止是孔子这一档子呢。
我们把孔孟称为理想主义者，并不意味者对“理想主义者”这个概念的褒扬，
当然也不是贬损；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仅仅是指一种人，一种具有其理想并往往把
这理想推及于他人的人。讲到我自己，一方面，我是生于卡夫卡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很难再像前几辈人那样坚信一己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好好儿地实现，所以做不成什么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理想于我实在还是一个好东西，我的理想是照亮我自己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