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长期以来就将日本视为维系它在远东地区利益的“马前卒”，既可用来钳制中国和朝鲜，又可作为军事及外交战略的渗透点；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使美国获得利益，白宫的对华政策也更趋“弹性”。因此，美国在制订东亚外交策略时，更倾向于中日之间的相互制衡，使两国在美国可控范围内运动。
在东亚乃至全球，日本都称得上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冷战结束后，美国影响力独霸全球，日本认清这一点后在“美国霸权稳定论”和“日美主导东亚论”的政策思路下，加强美日同盟，力争在“美国体系”下采取主动行动，但基本步调依然与美国保持一致。
美国则借助日本对它的依赖程度，加深其军事力量在东亚地区的渗透，保证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小泉纯一郎掌政时期，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等方面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从而使美日之间拥有一段很长的蜜月期。
安倍晋三上台后，延续小泉时代的对美外交策略，尽管布什所在的共和党在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痛失参众两院，但安倍仍试图维护小泉时代的外交成果，并构造日本与美国的新蜜月时期。
朝鲜核爆后，为了应对来自邻国的核威慑，日本不得不考虑美国这一保护伞的作用。此外，作为东亚地区最不稳定因素的朝鲜，美国采取的“金元加大棒”政策显然未能奏效，而美国又必须打压朝鲜以对中国起到旁敲侧击的作用，平衡东亚局势，这也符合日本的地区利益，因此，日本没有理由不在朝鲜核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
安倍任内的一个外交重点就是争取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也是他在新年之始出访欧洲四国的重要目的——争取英德等西方大国的支持。安倍此行的背后，肯定有布什政府的支持。毕竟，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日本“入常”的可能性将几近为零。
美国支持日本“入常”当然有条件，即日本必须继续充当它在东亚地区的“急先锋”；当然，美国对此也有自身的顾虑，由于中国方面已明确表态不支持日本“入常”，若强行推动“入常”法案，势必影响中美关系。
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美国一直都没有给予实际行动上的支持，显然是不希望日本在外交上走得“太快”。在小泉时代，日本曾联合德国、印度和巴西以“四国捆绑”的方式申请“入常”，但美国使了巧招，独挺日本，表面上是应了其外交策略，但实际上使得其他三国非常难受，最终使得日本的计划破灭，小泉政府只能徒喊无奈。
小泉时期的外交策略为东亚地区带来风险，例如，历史问题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曾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甚至在朝鲜半岛引发军事冲突。美国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态度，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对于小泉强硬的对华政策暗中欢喜，毕竟小泉时代的外交策略对中国起到很好的牵制作用。
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制订东亚外交战略方面也不得不正视来自中国的压力。众所周知，布什于2000年上台后，即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处处牵制中国政府。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在反恐等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随后将对华关系定为竞争伙伴。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并未使美国得到应有的利益。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使其国际影响力日趋上升。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格为“利益相关者”的外交策略，凸显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迎来“转型时期”。
“转型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一方面，美国正视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又在亚洲重新进行军力布署，限制中国发展。布什政府还增加驻华外交官以推进“转型外交”策略，在中国内部寻求任何可能的因素来促动社会政治的变革。
中国政府自胡锦涛掌权后，推出“和谐外交”对抗美国，谋求更大的发展。例如，鉴于经济发展所需，中国加深了对中亚和西亚的渗透，扩大能源渠道。美国不愿让中国在该地区自由运动，在其“转型外交”的作用下，中亚地区产生了多种“颜色革命”，纷纷建立亲美政权，美国试图深化这种由内部因素促动的政治变革，获取更大的利益。
因此，无论是胡锦涛的“和谐外交”还是安倍的“强势外交”，都受到布什全球战略的影响。打一个比喻，三国构成一个杠杆，美国就是支点，中国和日本分居两头，支点离日本那头近些，离中国远些，但无论如何，美国都会力图保持杠杆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