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3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52%提高到2.79%；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12%提高到6.39%；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这一新的动态值得深入关注。
回顾过去的10多年央行存贷利率政策，在2005年之前大多数时间是下调利率，以期推动消费，而从2006年以来的央行的调整主要是提高贷款基准利息，增加贷款准备金，但很少存贷同时调整。这次独特之处在于调整的目标呈多元化，既要减少市场过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减少长短期投资市场的通胀，以期达到稳定经济运行的目的。
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越来越呈复杂化，单一的调控手段越来越不见效。过去的两年，金融信贷高速增长的态势一直没有停止，新增贷款放量多次达历史新高，央行几次单独加息效果甚微。作为央行最新传出的紧缩信号，其针对性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多，新开工的项目过多，市场上货币的流动性过大。过去研究界通常认为，宏观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确实很难得，现在高增长依然如此，但高通胀也已苗头突显。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动作已经在最近半年用了4次，由于效果并不满意，所以央行这次的手段是加大力度，对已经显露苗头的通胀砍下轻微的“一刀”。
事实上，央行面临着的问题是突出的，但金融专家们并没有办法解决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央行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目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股市动荡不安，大量的投机性资金在股市中进出，或猛烈上扬，或急剧下挫，都显示出境内外投资者在做盘做势，人民币升值的前景与近期的预测加快了这种势头。股市的快速上扬往往是大幅下挫的前奏，而中国的小股民上扬时控制不往情绪，下跌时则抱怨政府不尽监管责任；地下资金的国内外流通管道的监督与管理存在空缺，许多外国资金或机构资金从地下进入我国，从而动摇股市，造成监管困难。二是房地产业近三年处于投资大幅增长，几乎占据贷款半壁江山，特别是长期性贷款压力使银行系统如牛负重。减少房地产业的贷款会导致房地产市场提前进入拐点，而这一局面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连锁反应，价格一旦向下就不会轻易止滑，那么在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贷款将有可能遭到预期的损失，甚至会危及本金。三是进出口市场的高贸易量与大量外汇储备的压力。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利润微薄；进口则很难放量，因为如果进口的目标产品与服务不能有效改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将得不偿失。四是大量的第二产业目前处于发展困难状态，前些年房地产贷款挤压了其它工业产业的贷款，突然扩大这些产业的贷款量又缺少合适对象。因此可算是勉为其难。
其实最大的难点是经济形势已经到了高潮能否持续的问题，许多问题的显现还需要时刻，而且有些问题在于管理层根本缺少宏观视角，以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正视中国经济的难点是不容易的，行业专家的研究并不独具慧眼。从1998年开始，大家都已经感到问题已经存在，但解决的方法不统一，那就是从现象上看到的巨大的存款与萎缩的消费之间的不平衡。
第一个问题是用推动房地产业来拉动消费的问题。2002年以来拉动消费的办法是把房地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推动消费。但这一政策的问题在于推动消费缺少精确的政策导向，拥有80%存款的富人的消费量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住房问题早就非常宽裕，其中20%的富人在房地产领域虽然有投资又多数使用银行贷款、建设单位垫款与消费者预付款。正在想消费的购房人是80%的中低收入阶层，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购不起房，因此存款不能转化为消费，另外少数中低收入者虽然圆了住房梦，但是依靠的是银行近20年的贷款。因此，这一过程中存款并没有明显缩小，而且用推动房地产业来促进消费，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副作用明显。如果放松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扶持，并降低价格，虽然可以使大量的存款转化为消费，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受到重大影响，城市化工程及其它政策性支出将缺少足够的资金来源。
第二个问题是上市公司问题。我国的上市公司近几年有了较大的改善，特别是股权分置问题的基本解决确实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仍离成熟的治理状态相距甚远。成熟的公司治理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内部机制的完全建立与成功运作。这方面，只有少数公司完成了目标，大量的公司刚刚起步；二是以国有股份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在机制完善方面速度非常缓慢。三是外部环境不友好。上市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法律环境与诚信环境，管理环境，目前来说还远远没有充分具备。上市公司的圈钱的问题改变不了，治理结构中的一股独大，监管机制没有充分完善，上市公司就不会有充分的成长空间，股民也缺少投资的长期动力。
第三个问题是金融环境变化带来体制性的深层挑战。2006年以来，入世的五年预备期已经完成，但我国的相关经济运行实体、相关政策制订部门并未有一张充分接轨的应对政策时间表，况且即使有时间表也没有充分完成应对转型。现在庞大的外国金融巨头及其它产业扩张机构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但我们的所做准备却远不充分。国有上市公司垄断资源，但劳动生产率较低，垄断食利阶层全面存在，竞争力薄弱，而且占据了较多的金融资源；充满活力的创业企业由于很难获得资金扶持日渐稀少，大型的市场化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体制转型过程中，遭遇资金困难受阻，逐步成为外国公司的囊中之物。
从经济持续增长与稳定发展来看，完善金融制度、调节金融流通机制固然很重要，但是，有比金融运营制度与措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加快推进上市公司的制度建设与环境建设，削减房地产业的巨大贷款风险，制订扶持企业的创新政策，推动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中西部企业发展，在此条件下，要保持社会稳定与减少两极分化的可能，扩大针对性的功能型、产业型投资（消费），抑制投机性投资性消费，让巨大的民间存款找到更多元的投资渠道，才是正确而且长远稳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