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何智丽往事真相
说明：由《新民周刊》发动的关于何智丽的大讨论，波及全国，反响热烈。本刊推出“何智丽系列报道”共三篇，第一篇是把久违的何智丽的近况一一展现；第二篇追溯何智丽的历史脚印；现在发表第三篇，就广大读者争议最多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做出揭秘性的答复。这一大讨论，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即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热身。
何智丽的争议盛况空前
常言道，凡事有三：2007年3月2日出版的第九期《新民周刊》上，发表了我的《何智丽：我想有个家》，报道何智丽的近况，无意之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何智丽的“网络风暴”；随着何智丽从“边缘人物”变成“热点人物”，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何智丽风波”的真相，3月9日出版的第十期《新民周刊》上又发表了我的《“何智丽现象”今昔》；一时间，“好派”与“P派”（P，即“好个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网络上PK着，“好派”赞誉“何智丽是中国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打假英雄”，“P派”则把一枚枚“爱国者导弹”朝何智丽射来，咒骂何智丽为“汉奸”、“叛徒”、“卖国贼”。面对难解难分的争议，笔者应《新民周刊》之约，就种种争议写下深度评论，成为关于何智丽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这三篇文章构成了一组“何智丽系列”。
为了便于听取广大网友的意见，当文章在《新民周刊》发表之后，我粘贴在新浪网的“叶永烈博客”上。前两篇文章，都被新浪网推荐到博客专栏的头条醒目地位。新浪网甚至还为此组织了关于何智丽的网络专题讨论，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如果把上百家网站转载此文计算在内，总点击数当在一千万以上。
其实，我的第一篇文章的本意，是向读者介绍一下何智丽的近况。只是由于用了《何智丽：我想有个家》这样的标题，被许多人误会为我替她在媒体上“征婚”。
许多报纸转载了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发行量颇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北京《作家文摘》转载了《何智丽：我想有个家》。《青年周刊》、《北京晚报》、深圳《晶报》等报纸也发表相关报道、文章。北京作家张健在所住的大楼的电梯里，见到电梯工手中的报纸，上面醒目的大字标题写着叶永烈为何智丽风波说明真相，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这一争议从平面媒体走向立体媒体，许多电视台关注何智丽事件。短短几天，《新民周刊》编辑部和我先后接到许多电视台的电话，盛邀何智丽担任嘉宾。其中，光是香港凤凰卫视就有三个节目邀请何智丽出镜，即“冷暖人生”节目、“名人面对面”节目和黄健翔主持的“凤凰体育”节目。还有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唐蒙视点”节目、纪实频道的“往事”节目，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光是3月18日这一天，北京卫视的“奥运在身边”节目和浙江卫视的“新闻超视”节目都分别推出何智丽专题。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使何智丽风波更加广为人知。
权威性的通讯社——新华社也几度来电，希望由该社驻日本记者在大阪采访何智丽。
这一争议热潮，恰巧在两会期间出现，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注意。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现在网络上有一种不好的非理性倾向。例如最近，作家叶永烈写了何智丽一文，网友跟贴，我浏览了一下，骂的不堪入目，事实上叶永烈写得实事求是。”
3月12日，在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如何文明办奥运”成为委员们谈论的重点。委员们表示，要彻底戒除开口就“国骂”、“京骂”的情况。中共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翟卫华说，这一问题已引起了高度重视，将在2007年3月27日——奥运倒计时500天当日下发“迎奥运、树新风”活动方案，共有8个实施项目，其中就有一项是倡导拒绝国骂，活动将在倒计时一周年时掀起高潮。中共中央文明办的“迎奥运、树新风——拒绝国骂”的提议，受到各方赞扬。
何智丽原本已经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然而一旦旧事重提，立即就成为热议中心，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由于何智丽事件不仅仅只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一系列的重大话题：让球，究竟对不对？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如何看待穿着“变了色的球衣”——加入外籍的退役的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如何看待涉外婚姻？如何看待中日历史上的积怨？什么是爱国主义？……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刻，关于何智丽的争议，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中特别是正确理解奥林匹克精神与正确理解爱国主义，是每一个中国国民所应上的一课。
令我感到喜悦的是，在这场围绕何智丽发生的大争论中，《中国青年报》、《光明观察》、新浪网等不少报刊和网站发表了一批有相当质量的评论，使我们的认识朝前推进了一步。
在这里，就广大读者争议最多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做出答复。
揭秘让球是怎么开始的
何智丽风波始于1987年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反抗让球、夺取冠军，因此关于何智丽的争论焦点之一，也就是如何看待让球。
让球，被抹上“国家利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油彩，变得神乎其神。我曾经走访诸多知情人，细细探索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史。在这里，以第一手资料揭示鲜为人知的内情……
中国乒坛上第一次让球，说来有趣，是“三个上海人让给一个北京人”！
事情发生在1961年，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进入男子单打前四名的，清一色是中国的大将：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
照理，前四名全是中国人，金牌已经“铁定”属于中国，至于谁是世界冠军，让他们按照程序比赛就行了。
就在半决赛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十一时，在北京的华侨饭店，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中国组委会的成员全体出席，主持会议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贺老总酷爱打篮球，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组织“战斗篮球队”，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开展大练兵。正因为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他成为首任国家体委主任。
会议一开始，贺老总语出惊人：“这一次的男单，谁来当冠军？”按照贺老总的意思，冠军要在这个会议上产生！
一点也不错，贺龙说：“我们叫谁当，谁就当了。”
于是，组委会的委员们、教练们就“谁来当冠军”展开协商。
最后，还是贺老总一锤定音。据当时出席会议的上海队教练回忆，贺龙提议：“是不是让庄则栋当冠军？”贺龙的理由是：“让小庄当冠军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在团体赛当中立了功，二是他代表首都。”就这样，会议确定了男单冠军为庄则栋。也就是说，三个上海人让给一个北京人！虽说上海队是那么的想不通，毕竟要服从贺老总的决定。
为了确保庄则栋当男单冠军，那就得让球。于是，会议确定，贺老总亲自找徐寅生谈，上海队教练找张燮林做工作，而把打通李富荣的思想的工作交给了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徐寅生和张燮林都是聪明人。贺老总对徐寅生一说：“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
徐寅生马上表示愿意让球。张燮林同样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只有李富荣虽然口头上接受了，但是毕竟透露出有一股不悦的情绪。
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连冠军也要按照计划“生产”。半决赛开始了。按照事先的计划，徐寅生“顺利地”输给了庄则栋，而张燮林则“顺利地”败给了李富荣。
决赛开始了。多少双眼睛紧盯着在墨绿色长方桌上飞舞的银球。然而，除了极少数掌握高度机密的人士之外，谁都未曾想到，冠军在比赛前已经确定！
不过，中国的反让球英雄，差一点不是二十六年后的何智丽，而是当时的李富荣！因为李富荣上场之后，居然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那时候实行的是三局两胜制，倘若李富荣再赢庄则栋一局，那么世界冠军就不是“计划”中的庄则栋，而是李富荣！
教练傅其芳焦急万分，乘换场的时候提醒李富荣必须让球。这时，李富荣一脸怒气对傅其芳说：“没有规定我要以0：2输给小庄，打成1：2为什么不可以？！”
后来，李富荣连输两局，按照“计划”让球给了庄则栋。于是，庄则栋成为世界冠军！
由此可见，让球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么特殊的背景下产生，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无关——因为进入半决赛的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中国队已经是稳拿金牌了。
紧接着，在1963年、1965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世乒赛上，进入男子单打的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李富荣两次奉命让球给庄则栋，原因同样与“国家利益”无关，而是要按照“计划”生产出一个“三连冠”！
让球，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庄则栋也只知道李富荣后两次让球，并不知道第一次让球。正因为这样，我在采访庄则栋时，他说，李富荣让过我两次。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正因为这样，庄则栋赢了，赢得不高兴。他高举奖杯时，总是说“我代表集体来领奖”。明明是单打冠军，怎么会是“代表集体”来领奖呢？至于李富荣，当然感到非常懊丧，他把比分打成1：2，就是委婉地道出他心中的无奈和痛苦。只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年李富荣对于让球是那么的“憋着气”。然而，随着他“媳妇熬成婆”之后，成为中国体育官员，却又是那样卖力地在中国乒乓球队内推行让球，对揭起反抗之旗的何智丽无情地进行讨伐！
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2002年9月，中国女排发生“让球事件”：在德国举行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上，教练陈忠和给中国女排“授计”，先是在小组赛中以0∶3让球给名不见经传的希腊队，进入复赛后再以0∶3让球给过去的手下败将韩国队。陈忠和通过这样精确的算计，先后避开中国女排的强敌俄罗斯队和意大利队，这两场让球把中国女排“让”进了四强。这是中国女排当时五年来在国际大赛中获得的最好成绩。尽管陈忠和这两场让球为中国女排争得了好名次，但是却遭到一片骂声。球迷责骂中国女排打“假球”！打“黑球”！人们尖锐地质问：到底是尊重体育道德重要，还是注重体育成绩重要？
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李富荣在负责处理这一事件时，他明确地表示坚决反对让球，认为这是“方向性的失误”！他批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说：“这两场故意输球一场对希腊、一场对韩国，我认为这两场球违反了体育道德、违背体育精神。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成绩，是一起打假球的丑闻，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战术问题，而是一次方向性的、大的失误。”
李富荣作为总动员时委屈地奉命让球，担任体育官员时则推行乒乓队让球，却又反对女排让球，他对待让球的三重标准，集甜酸苦辣于一锅，真叫人尝不出是什么味！
让球背后的重重黑幕
让球，逐渐从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内部互让，发展到中国队向“友好国家”让球。
李富荣三让队友庄则栋，成了“让球英雄”，而中国的另一位“让球英雄”张立则是奉命让给“兄弟”的朝鲜队。
张立，山东泰安人。1964年选入河南乒乓球队。1965年选入中国乒乓球队。她左手直拍快攻打法，攻球速度快，力量大。在1973年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女子单打第三名之后，进步飞速，跃为中国乒乓女队第一主力。在1975年的第三十三届世乒赛和1977年的第三十四届世乒赛上，张立都进入决赛，与朝鲜选手朴英顺遭遇。张立两度奉命让球，把世界冠军拱手让给朴英顺！
尽管张立默默为“友谊”让出了冠军，而朴英顺回到朝鲜，受到元首般的盛大欢迎。朴英顺面对千千万万朝鲜民众，大谈如何“力压群芳”，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张立的让球事件！
由于张立两度让掉了世乒赛的女子单打冠军，变得成绩平平，以至她的名字对于今日中国民众来说是那么的陌生！
“文革”结束之后，让球在中国乒乓球队披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美丽光环，不断被滥用。领导看中谁，就叫别人给此人让球；领导看谁不顺眼，就叫谁让球给别人。
何智丽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揭起反抗让球的大旗，除了有孙梅英这样的乒坛老将鼎力支持之外，还在于她对让球有着切肤之痛。
何智丽告诉我，1986年9月30日，是她的22岁生日。当时她正在汉城参加第十届亚运会，中国队的队友们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为了庆贺生日，她在汉城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他通知何智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这天，何智丽和焦志敏进入亚运会女子乒乓半决赛。“李头”要何智丽让球给焦志敏，就意味着要把冠军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实在无法理解，进入决赛的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还要她让球呢？何智丽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装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的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场“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巧真巧，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李头”居然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这种讨价还价，简直把中国乒乓球队变成了小菜场。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何智丽和焦志敏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21：17，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21：16，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21：14，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那一回，焦志敏以二比一胜何智丽；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二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值得提到的是，焦志敏没有像何智丽那样反抗让球，所以她有幸参加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然而，她在半决赛中奉命让球给李惠芬，使她陷入无言的痛苦之中。汉城奥运会之后，焦志敏决定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在离队之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对于让球我不想说得更多，我只想说，我已经让过四次了，这次让球，我实在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本可以再打二三年，现在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让球仍在延续中……
“让球”，让得胜者不光彩，败者不服气；
“让球”，让得运动员无心于练球；
“让球”，让得歪风占上风，正直者受压；
“让球”，让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团结成泡影。
一位署名“今昔何夕的BLOG”的网友说：“体育比赛由领导安排输赢，这种肮脏、恶浊的规则，即便用爱国主义这样的盒子包装百层，即便离我们很远，依然能够闻到阵阵腥臭。”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不黯世事的单纯姑娘，原本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金灿灿的桂冠拱手让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她开始明白，在徐寅生、李富荣的眼中，她是孙梅英的徒弟，而徐寅生、李富荣与孙梅英相左，所以徐寅生、李富荣一回回要她让球，使她成了中国乒乓球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牺牲品！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惹起一场轩然大波……
何智丽在回国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除了“不服从组织纪律”之外，还有人说何智丽对让球持“双重标准”，即在从前八名进入前四名的时候，何智丽接受了陈静的让球。这样的批评声浪，直到这次“网络风波”中，仍有不少网友旧事重提。
关于此事，我问过何智丽。她说，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让球，有时候通知上场的双方，有时候只告知作出让球的一方，并不告知被让的一方——原因是让球毕竟见不得人，越少被人知道越好，所以有时候连被让的一方也不知道。当时，她与陈静比赛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时要陈静让球给何智丽，是中国乒乓球总教练许绍发和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决定的，理由是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然而，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开赛之后，陈静以21：19先胜一局，张燮林在中局休息时赶紧通知陈静让球。于是，陈静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
正因为何智丽被蒙在鼓里，所以她当时断然否认陈静曾经让球给她。直到教练张燮林说出真相，何智丽才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今儿个叫张三“让球”给李四，明儿个叫李四“让球”给王五，不知在教练与教练之间、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造成多少矛盾，使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极端复杂化。
何智丽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使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异常震怒。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何智丽既然能够在决赛中打败韩国的梁英子，那么为什么要她让球给管建华呢？这就是说，何智丽的胜利，不仅表明让球是错误的，而且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本身也是错误的。这也就是何智丽拿了冠军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逼着她写检查的原因。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一次做出同样的错误的判断：
进入男单半决赛时的形势是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瓦（人们对年已四十的瑞典老将沃尔德纳的亲切称呼）、中国王皓对中国王励勤。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以为，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瓦，势必老瓦出线，而王皓比王励勤更能对付老瓦，于是做出要王励勤让球给王皓（尽管至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仍矢口否认王励勤让球给王皓，但是众多球迷在当时就指出中国乒乓球队又在玩让球把戏了）。
结局出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意料：韩国柳承敏战胜了瑞典老瓦，而王皓又以二比四负于柳承敏，于是奥运会男子单打冠军金牌落入韩国柳承敏之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励勤在与瑞典老将沃尔德纳争夺笫三名时获胜，得到了铜牌。这清楚表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以为王励勤胜不了老瓦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如同当年错误判断何智丽胜不了梁英子一样。
事后，侥幸获得金牌的韩国柳承敏，这么对记者说：“如果决赛对手不是王皓而是王励勤的话，自己很难从中国人手中抢到金牌。”就连柳承敏也耳闻王励勤奉命让球给王皓，他说：“中国队让没让球我不知道，但在决赛中我当然更愿意碰王皓！因为，王励勤是中国男乒的
NO．1,谁都不愿意和他在决赛中相遇。而且，像让球这样的事，在韩国是无法想象的，就我个人认为，中国男乒不应该让球。”
就连柳承敏都看出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在让球，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至今却没有勇气承认做出要王励勤让球给王皓的错误决定。更遗憾的是，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至今还在“国家利益高干一切”的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搞让球，置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于不顾，置中国的国际形象于不顾。
“哟西”及其他
关于何智丽争议的焦点之二，便是1994年何智丽（小山ちれ）为日本队夺取的那块亚运会女子乒乓单打金牌。
虽说这块金牌只是亚运会的金牌，其实是世界级的，因为何智丽所击败的是两个奥运会冠军和两个世乒赛冠军：陈静是汉城奥运会(即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乔红是第四十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邓亚萍是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以及巴塞罗那奥运会(即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单冠军。所以，何智丽这块金牌的分量格外的重。
另外，就年龄而言，何智丽已经三十岁，陈静比何智丽小四岁；乔红比何智丽小五岁；邓亚萍比何智丽小九岁!
就乒乓技术而言，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各有特点。何智丽能够在一天之内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表明她的乒乓技术全面，基本功非常扎实。
何智丽的广岛之胜，还有另一层意思：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她既然在六年之后仍表明她是世界女子乒乓单打的“NO.1”，那就表明六年前不让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这一回，旧事重提。网友们对于何智丽的广岛夺金的质疑有三：
质疑之一是何智丽每胜一个球，都要喊一声“哟西”，很多网友认为这是何智丽“复仇”的表现。
有人在博客中写道：“在满场日本人的助威声中，她每打一个好球就高喊一声‘哟西’，故意刺激中国观众的神经。”（引自“山不相逢水相逢的BLOG”）
也有人写道：“当年广岛亚运会上，她的那声‘哟西’至今想起来还头皮发麻。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在让球风波上的态度，而是她这种漠视民族情感的行径。那声喊叫已烙在了国人的骨髓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再接受她。”（引自“冰儿的BLOG”）
还有人写道：“让国人受不了的是，在与中国队的较量中，每胜一球就必然咬牙切齿的大喊一声‘哟西！’相信看过当年那场比赛的人们一定会记忆犹新，我想问的就是当年的何智丽你的祖国、你的同胞就那样招你恨吗？”（引自“人依旧，物依然的BLOG”）
想象力丰富的网友，甚至联想到电影中侵华日军在屠杀中国人时高喊“哟西”。署名“布丁哥哥的BLOG”便这么写道：“当时，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当着全中国人民的面，身穿有日本国旗上衣的何智丽横眉冷对、杀气腾腾，而且每打一个好球，她都会用日语振臂高呼‘吆西’———中国人在电影中经常听到的‘鬼子话’。”
何智丽对我说，“哟西”是她在日本练球时养成的习惯。她不光是在跟邓亚萍决赛时喊“哟西”，在参加日本国内比赛时，面对日本选手也喊“哟西”。
由于“哟西”引起热烈的争议，有两位熟悉日语的网友，对“哟西”的含义做出了解释。
日语中的“よし”，被译成“哟西”、“呦西”、“要西”、“要希”等等。一位日语专业的liaoliao在自己的博客上解释说：
对于网络上说的何智丽比赛时喜欢说“哟西”。本人专业学的是日语，不敢说很精通，但也略知一二，“哟西”在日语中是非常常见的表达感叹地口头语（虽然大部分是男士在用），对于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人来说，在兴奋、激动的时候说这个词是很正常的。
另一个署名“居延·东俊的BLOG”则在《关于“哟西”》一文这样的解释：
这个“哟西”的确是日本生活中常见的词，在什么事儿作的顺利的时候，一些日本人会喊一声“哟西”。但是，这并不是固定的，比如我生活的日本关西地区，通常表达这种感情日本人的口头禅是：“鸭大”，或者“萨，斯巴拉希萨”，而乒乓球比赛中，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现在日本最红的乒乓球明星福原爱的“表演”，她的口头禅是“达—！”……
从两位熟悉日语的网友对“哟西”所作的解释可以看出，“哟西”是日本人在兴奋、顺利之际表达喜悦之情的常用的口头语。何智丽在赢球时喊“哟西”，这是很平常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
质疑之二是何智丽在获胜之后答中国记者问的时候为什么讲日语？这一举动被说成是何智丽已经彻底“鬼子化”了。
一篇题为《何智丽难以获得国人谅解》的博客文章指出：“比赛结束后面对中国记者的提问，竟然让翻译先把汉语翻成日语，她再用日语回答，并通过翻译再翻成汉语回答给中国记者。”
何智丽对此的解释是，当时在场的还有许多日本记者，采访地点又是在日本的广岛，而她的身份是日本乒乓球队的队员，所以在这种场合下她讲日语是很正常的。
质疑之三是何智丽的赛后感言。网络上充满谴责声，引用据说是何智丽的话：
“我为拥有日本这样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她用日语对她丈夫说‘我终于战胜支那人了’！”
“我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中国人！”
这些网友所引述的何智丽的赛后感言，没有一位是注明出处的。也就是说，大都是在十三年之后凭印象说话，往往越传越走样。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做到“言之有据”，应当以当时的原始记录为准。我保存了何智丽在广岛获胜的翌日——1994年10月14日的《光明日报》，刊载了该报记者陈志江、罗京生从广岛发出的电讯，记述了何智丽在赛后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的感言原文：
“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
何智丽的失误
应当说，在获胜之后处于高度兴奋的何智丽，是站在日本队队员的立场上说出的这番话。这样的赛后感言，即便没有如同许多网友凭记忆所回忆的那些话那么严重，却也确实深深刺痛了广大中国百姓的心。我曾对何智丽说，你那样讲话，尽管从你的角度也许确实如此，但是你在获胜感言中应当首先提到祖国——中国对你的培养，提到比赛是为了增强中日友谊，因为你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并不完全是日本队队员。
何智丽解释说，当时她的心情确实极为激动。10月13日这天，她连挫三员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将，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战绩。为了这一胜利，她苦苦练习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正因为这样，她说她从未这样高兴过。她打败的虽然是邓亚萍，其实她打败的是不让她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她终于出了这口气，所以她从未这样高兴过。
我又问及:“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拚搏了六年!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1993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也真巧，在2007年3月13日，《新京报》发表报道《王蒙批评我国奥运冠军获胜感言粗糙》。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作家王蒙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批评了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不文明表现。王蒙说，切不可在赢了比赛后联系到种族、肤色、眼球颜色、洲籍等国际政治中极其敏感的内容。
其实，何智丽同样是获胜感言不妥。越是在这样大胜的情况下，赛后感言越是应当谦虚，越是应当强调中日友谊。
当然，获胜感言是否得体，取决于运动员本身的思想修养与文化涵养。何智丽从小就全身心投入乒乓球运动，相对而言，文化素养比较欠缺。
家庭的破裂对于何智丽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其中的主要责任在于小山英之，在于第三者的插足。然而，何智丽也有责任，那就是全力以赴于球赛，没有给家庭以温馨。在1994年何智丽获得广岛亚运会金牌之后，她与小山英之在事业上也经常发生矛盾，渐行渐远。何智丽是这么说的：“英之正是从这时开始飘飘然起来。他原本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是由于我的日语讲得不好，很多场合由他代替我讲话，因此话变得多起来。他开始向别人吹嘘自己这个‘伯乐’是如何了不起。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时刻把‘你赢是因为有了我’这句话挂在了嘴上。此后，我们相继受到长叭教练以及前首相桥本等重要人物的邀请和款待。这时，英之变得越发傲慢起来，甚至用蔑视的口吻对我说：‘你应该感谢我。’虽然他挂着乒乓球部教练的头衔，但实际上队员在训练时，他只是胳膊交叉着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管，他的乒乓球水平甚至还不及中学乒乓球队员，因此根本不可能进行指导。但是，在周围一些人的吹捧下，他错把自己当成了了不起的总教练。”
在感情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何智丽依然只忙于练球，以致第三者乘虚而入。
在何智丽决定与小山英之、对簿公堂的时候，情绪当然又处于万分激动之中，此时再次重演了1994年出言不慎的失误。中国有句老话，“绝交不出恶声”，尤其是夫妻之间。然而，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何智丽大谈夫家是“可怕的家庭”，在那里受到的白眼与迫害，这与她初嫁小山家时的答记者问所说的嫁到“中日友好之家”大相径庭，前后矛盾。原本说“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如今又说“他的乒乓球水平甚至还不及中学乒乓球队员”。
在她远嫁东瀛之前，她的恩师孙梅英曾经对我说，她担心文化修养不高的小何嫁到日本那样高层次的家庭能否适应？确实，何智丽为人刚烈，不善于在处理重要问题时三思而言，三思而行。更何况在她代表日本获胜之际，在她家庭蒙受不幸之际，日本记者往往希冀在她身上做文章，甚至要把自己要说的话放在她的嘴巴里讲，她的不慎言论正是给这些不怀好意的日本记者提供了机会，无意之中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新民周刊》精心策划了这场大讨论
这场关于何智丽的大讨论，引发反思，收益多多，而导火索是从《新民周刊》上点燃。《新民周刊》是全国富有影响的严肃性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编辑部从总编辑、总监到责任编辑，高度重视、精心策划何智丽系列报道，推动这一大讨论逐步走向深入。
远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的《燕赵都市报》，注意到《新民周刊》编辑部的这一动向，在2007年3月11日发表记者栗强的报道，专门写了“何智丽系列报道是如何出炉的”。报道笑称叶永烈是被《新民周刊》责任编辑张伟“拉‘下水’”。
张伟与我、与何智丽都有颇深的渊源。他原本是《新民晚报》体育记者兼编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何智丽，就是通过张伟到上海市体委资料室查阅何智丽资料的。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之后，何智丽与小山英之来到上海，与我作了两次长谈。我写出何智丽谈广岛亚运会的重要独家专访。张伟闻讯，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取走这一专访……张伟本人也曾多次采访过何智丽，对何智丽的是是非非很熟悉。《燕赵都市报》写及张伟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大阪世乒赛，何智丽孤独站在一个角落里面，看着场内球员的比赛，短短四年，她由一个不让球的叛逆者成了一个旁观者。‘我是要赢球的，当我赢不了时，我会选择退役。’在大阪的一家中餐馆，何智丽请我吃饭，让我在报纸上写一条她要退役的消息。后来我发了《何智丽退出国际乒坛》，抢了国内报纸的独家。”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背景，猪年春节初六张伟来电向我约稿时，我只说了一句“前天何智丽来我家拜年”，马上被张伟抓住了这一话题，要我写何智丽近况。
在《何智丽：我想有个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张伟要我写续篇。起初我并不想写，他一再催促。记得，夜十一时，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第二篇文章的角度、内容，直到将近午夜。他强调了讨论何智丽问题应当放在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
第二篇文章又引起轰动。张伟根据编辑部的策划，要我写第三篇。他说，三篇文章，上、中、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我提出，第三篇应当是总结性、综合性、反思性的，要有深度，他则提出，应当解答读者提出的关键性问题，作者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篇幅可以长一些。我希望能够全面观察一下网络上关于何智丽争议的方方面面，把第三篇文章的写作推迟了一期。
现在，这三篇“何智丽系列报道”分别以“近况”、“历史”、“释疑”为关键词，都已经在《新民周刊》推出，预计第三篇又会引起新一轮PK。
反思往事是为了汲取教训。这场由《新民周刊》发起的何智丽事件大讨论，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2008北京奥运会热身。
2007-3-18于上海“沉思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