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二手历史故事都特土
http://www.thefirst.cn/ 2007-3-23
10:32:47
春 树
诗人，80后代表作家，现居北京。
2004年2月，获得第五届网络金手指的网络文化先锋奖。
2004年2月，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2004年6月，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人物。
2004年8月，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
2004年9月，应邀前往挪威参加国际诗歌节。
2005年，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访谈。
已出版有《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2条命》、《春树四年》、《激情万丈》等作品多种。
我个人印象中的春树，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有机会与春树面对面聊天的话，你会发现她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完全不同于在公众媒体中的反叛与无所谓形象。春树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好些书，但除了《北京娃娃》动静大一些外，别的都似乎没什么声响。也因此很难说清楚她的写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春树的名气是早于曾经热闹的“80后”这个名词的。但如果简单按照生年区分，她确实是属于“80后”的一批人，而且是比较活跃的一位。她还自己花钱花时间编辑、印刷过一本红色封面的《80后诗选》。这也似乎就可以说，无论她做出过什么样的姿态，春树对于80后这个群体，是有着其特殊联系的。
2004年2月的《时代周刊》曾把春树作为周刊封面人物，把她作为80一代的代表人物，并借此表达他们对中国这个新生群体的关心。如今，春树和以她为代表的这一代已经慢慢长大———《红孩子》就是这种长大后的回望，尽管也许还是太早了一些；两个80后的对话，也就是他们对于所身处的这个缤纷世界的一种自我表达。
春树对话录（Q：省登宇
A：春树）
省登宇，80后作家。《中国校园文学》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西安蛀牙》。
Q：前些日子突然就看见了《红孩子》，你怎么不声不响就把新书给出了？
A：你说该怎么出吧。
Q：总得有个预热吧，像韩寒要出本书，提前搞了个韩白论战什么的。或者像王朔……
A：我老逮不到那种倒霉蛋儿。
Q：你就不担心这样不声不响书会卖不出去吗？
A：说实话，我没太在意这个，反正钱我一分也不会少拿。主要是我觉得这书放书店也不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现在人们都在读易中天之类的吧。
Q：是的，《品三国》。你怎么看他们？
A：从历史中寻找自我，肯定得迷路。他在电视上讲的那什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都听得如醉如痴？
Q：可能是那样的评书形式更容易让人接受吧。还有一个叫于丹的，和他差不多。
A：我知道，那天我一同学妈还说呢，说她特火什么的。还有那个安意如，也是这种类型。我觉得他们都特土，自己写不出东西，就吃历史的剩饭，以交易二手历史故事为职业。跟二手房交易市场的二手贩子没什么区别，或者说是自己不会盖房子却又偏爱装修的农民工。
Q：新书《红孩子》，比起最初的《北京娃娃》来，明显没有了那股冲劲，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安静的姿态有条不紊地讲一个故事。这种感觉是刻意为之还是你叙述中的自然状态？
A：开始是自然流露，自己感觉也挺好。写了一部分后停了一年，再捡起来反倒怎么刻意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其实它就是《北京娃娃》的一个前传。我看过一段话，不记得是弗洛伊德还是谁说的，是说有些曾经受过的伤害，当时并没觉得，等到很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才有了清晰的痛楚。有点像《看上去很美》的那种感觉。
Q：最近有写新东西吗？都在干什么？
A：没有写新东西。经常去电影院看个电影什么的。遗憾的是没在电影院看成《三峡好人》。怪都怪那个张伟平，一个文盲样的人，说什么金狮奖是他们拿剩下的。我就见不得人这么霸道，有本事别搞垄断让人也上院线一起比个高下。在北大放映时我也错过了，就去买了张碟，还是正版，36元钱。
Q：你觉得《三峡好人》怎么样？
A：还成吧。我最近也在拍一部地下电影，我当女主角。
Q：“地下”到什么程度？
A：就是上不上得了院线都还悬着的那种。导演还不错，之前已经拍过一个短片。
Q：能透露下电影的名字吗？
A：这电影“地下”就“地下”在，还没定好名字就快拍完了。
那个爱脸红的有些笨拙的春树
春树在化上“北京娃娃”的浓妆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红孩子”。如果说在过多的关注和解读之下，北京娃娃仰着一张超出她年龄的冷艳的脸，眼影的颜色太酽，嘴唇娇艳欲滴，给人一种甜美又暴戾的感觉；那么红孩子就是阳光向上的，却又在所谓的朝气蓬勃下暗藏杀机，仿佛看一场提前知晓了结局的恐怖电影，但你暂时还不能知道转折在哪里，提心吊胆地等待某个意料中的血腥画面突然撞到眼前来。
十六岁之前的林嘉芙——更确切地说是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爱上了攒糖纸。后来遇见一个攒玻璃的女孩，因为玻璃有魔法，能让你看到想看的东西，并回到过去……而事实上，命运的魔术才刚刚开始，它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1990年的夏天，七岁或者八岁的林嘉芙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穿着蓝色裙子和白色长筒袜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去玫瑰学校参加考试，并成为了它的一名学生。那时几乎整个中国的中小学生都在唱着《青苹果乐园》，甚至连广播操音乐都用了小虎队的《爱》：“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此时的“红孩子”初露端倪：我是一个红孩子，内心渴望着激情的事业和理想。升旗典礼唱队歌时我的声音最洪亮，队服最干净，表情最虔诚……整本书都是那个爱脸红的有些笨拙的春树。
记得一次春树来单位看我们，临走时一边说再见一边径直向大门旁边洗手间走去了——这是几乎所有来访客人必犯的错误。两个门距离太近，而从里往外，走向洗手间似乎更加顺理成章一些。“哎！往这边！往这边！”所有人都大声提醒，并开心大笑起来。春树姑娘非常不好意思地改变了路径。那天她涂了浓重的蓝色眼影，银色的粉末在薄薄的眼皮上闪闪发光，让人过目难忘。但是她瘦瘦小小的身材被包裹在厚重的格子外套里，幡然醒悟的那一刻脸颊上是羞涩、慌张的红晕，不同于印刷在杂志、书籍封面上的任何一个春树。
还想起在一次聚会上K歌，春树点的几乎全部是我们上小学时唱的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我们荡起双桨》、《学习雷锋好榜样》……它恰恰是《红孩子》营造的氛围，像一种气场，席卷了所有人的回忆，如果上世纪90年代初你恰好同学少年。春树的歌声并不悠扬，但是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始至终，她都是那个“红孩子”春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