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俏发自法国(本报专稿)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皮包或餐馆,当年温州人靠这两样本事砸开了巴黎的地盘,成为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但回头看看,温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
■他们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跨国商人,但似乎永远做着成功的小生意,鲜有庞大的集团公司。
■他们灵活地把工厂搬回国内,又率先发现了国内房地产开发机会。他们的未来方向在哪里呢?
从巴黎市内地铁线的东北角一站出来,走进一幢旧式楼房下面的大铁门,就进到一个传统的中国式车间,里面靠墙有一排缝纫机器,几个年轻女孩在上面娴熟地飞针走线。另外有几张大桌子,其他人有的在绑包装,有的在丈量皮包尺寸。
墙上有张白纸,用粗笔写着:发明生产工具,发明有效益的生产模式。
跟1980年代初所有来这里淘金的温州人所工作过的地方一样,这个皮包厂的设置、大小都没有变化。不同的是,几年前,随着大批温州人将皮包、服装制造厂从欧洲迁回中国,这种当年孕育了温州人发财梦的“摇篮”,如今在巴黎几乎找不到了。这间厂也多少有些时代标本的味道。
刚刚从国内回来的张女士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她说这里的皮包生意很红火,定单太多,所以留下这个厂承担设计和一些紧急定单的处理。而自己设在浙江义乌的另一家皮包厂则包揽了大部分的生产任务。于张女士而言,内地是大工厂,而巴黎和欧洲国家成了大销售市场。在这种态势下,市场需求量不但没减少,反而有继续增加的势头。
除了自己的产品外,目前温州60%的轻工业产品尤其是服装,都由温州华侨引到了欧洲市场上来。
张女士此行还有件高兴事,就是她在温州附近郊区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已经全面动工了,她说收益应该在两三年之内。
巴黎的亚洲新贵
谁也不知道,温州这个小小的城市究竟埋藏了什么神奇的能量。
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现代版成吉思汗传说在他们脚底下神奇地展开: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
如今到欧美旅游,你不会说英语没关系,能说温州话说不定比英语还管用。
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从它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就到了“寺庙街”上。往里走,两边大小不一的中国橱窗里,挂满了颜色鲜艳的围巾、丝绸,那些身材不高、出来进去整理货品和招呼客人的温州人,神态平静、乡音入耳,让人很容易误以为到了浙江某个小镇的夜市上。
这条优雅而不事张扬的“寺庙街”,正是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据点。现任华侨华人会主席林加者,就是第一个把围巾店开上这条街的人。说起二十几年前的“寺庙街”,有着中法混血血统的林加者笑笑说:那时还完全是犹太人的地盘,我们只能拣人家扔掉的布头。然而,与一百年前初闯法国贩卖石品的浙江青田人、贩卖纸花的湖北天门人不同,1970年代初到来的这位林家第二代,却幸运地看到了比以往任何赴法“谋生”的移民都有利的形势:中法经贸关系的加强,浙江沿海一代新移民的增多。
于是林加者凑了钱,雇佣工人日夜不停地做工。自己则开起货车,跑遍里昂、马赛等所有城市,凭着在军队里摔打了一年的法语,推销产品。同时期,零零散散的其他温州店,也开始出现在这条街上。
有着商界老大身份的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因为他们第一次面对做工不要命的温州人。温州人的苦干不唯什么主义和理论,练滴水穿石的功夫,这是任何商业字典里都找不到的路数。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人,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而今天,这条街已经名正言顺地归温州人管辖,犹太人选择了退出。
从“寺庙街”继续向东,穿过共和国广场,来到地铁美丽城一站。沿街铺天盖地的中国超市、餐馆、服装店、理发店招牌,看得人眼花缭乱。扎着围裙、奔跑着忙碌的温州人,甚至没有抬头跟你打个招呼的时间。当然,这条街的热闹还混杂着诸多不安定因素,它也是大批偷渡客、妓女、黑人、阿拉伯人的聚居地。但没关系,这些要么伸手向政府讨钱,要么生财另有其道之辈并不与温州人相干。
占领区并没结束,美丽城再往东,温州人的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93省。特别是近几年,这种神速扩展竟可制造一夜暴富的机会。3年前一家店铺卖50万法郎还没人要,现在它的价格飙升到55万欧元。有位戴先生于是把自己一间很大的仓库隔成很多间店铺出卖,几乎一夜之间就发了地主财。
除此以外,环巴黎市郊一个大圆的范围内,还分布着上千家温州餐馆。
上述正是目前巴黎的温州店铺图略。可以看到,眼下的温州拓展方式是带些霸气的。在巴黎11区,前不久就引发了当地区政府和老百姓的集体罢工抗议,原因是温州人以服装批发店垄断整个街区,造成生活不便。温州人把店铺从小路开到大路、小街开上大街,形成发散式集市。接着他们以高价买下周边所有的咖啡店、面包房、洗衣店等统统做服装批发,一个200平米的店铺卖到100万欧元的天价。然而,过惯了早上面包、下午咖啡生活的法国老太太们不干了:你们都卖衣服了,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啊?
当然,协商以后,那里又有咖啡店重新开张了。
如今巴黎夜色里,商场的硝烟弥散之处,开着奔驰长龙、从容周旋于生意场和高档消费地的温州新贵们,俨然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他们住郊外的法式别墅、送孩子读私立学校、穿用名牌服饰、挤时间度一次奢侈的假期;他们早点仍然喝豆浆,仍然喜欢群聚并奔忙,却早已不是当年街头身无分文、四顾茫然的亚洲苦工,而是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
为什么是温州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去欧洲的中国人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是温州人如此成功?
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他们的逻辑。“我们温州人是青蛙,在水里会叫,在岸上会跳。”穿黑色唐装、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爽朗笑声的李建新这样说。1980年代初来法的温州人,身份各异:工人、会计、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商人。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规模不大,经营状况良好。
李建新也是从皮包厂做起的。开始不会用机器,从粘胶水开始学。到后来他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他说在老家5个兄弟住一间25平米的小房子的境遇必须要改变,邻居和同乡的致富他都看在眼里,既然参与了这场淘金之旅,自己绝不能落后。而原来会计出身、打算盘的陈先生,也学得一副绘图、剪裁的好身手。“我把自己当成囚徒,所以看不见巴黎的太阳也没关系。”李建新平淡地说道。朝九晚五的国内人是无法想象这个人群的艰辛。温州人跟人攀比、赚大钱的愿望太强烈了,“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也就扛过去了。”李建新说,自己刚到巴黎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温州人承认自己不比犹太人聪明,也没有与人家匹敌的经商史。但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人群,却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整条街上的犹太人,挤进巴黎商业场。
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李建新记得很清楚,自己最早开工厂时只有7万法郎的存款,五十几万的投资都是朋友们凑来的。慢慢赚了钱,他可以一月一万元的速度还回去。
随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使温州店的起步之路非常平稳。林加者曾指着一幢旧式楼房说,他一家人开始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20平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
与其他法国或犹太人的店不同,他们不会另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或加上孩子来完成。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温州人的到来都是滚雪球似的,生意不断扩大,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他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块,温州人卖12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让他们的市场很快光亮起来。
在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皮包生意红火的时期,几乎所有温州皮包厂走的中低档产品的路子,都获利丰厚。那时普通收入的女顾客也要隔段时间换个新包用,这成了他们不间断的客源。19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时候,工厂的定单像雪片一样,早晨出了货,中午还有电话来催货。怕的倒是你没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