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特殊而极端的现象，所引发的争论，因今年新一轮超女大赛的兴起，愈发引人关注。前文化部长开会严肃而严厉的批评，在校大学生撰文热烈而热情的支持，主办者自我检点进而对自己对参赛者对评委的约法三章，发难也好，接招也好，应招也好，都说明我们今天的文化多元性，人们更关心也容易接受这样多元的讨论乃至相互尖锐的批评，而对商业时代蓬勃兴起且花样繁多的大众文化有更新更高的认识。
其实，找出超女活动中的种种问题与不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超女大赛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不过是对美国电视节目“美国偶像”的模仿，便当然可以随手找出其拙劣的痕迹。问题是，那么多年轻人如此积极参与，并非都是想要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节目也并非真的是对高雅艺术的玷污。我以为对超女现象，不宜将其思想性或政治性地拔高，而应给予文化意义上的宽容，它只是一种年轻者的游戏，或者说只是一种平民的狂欢。超女比赛期间，无形中营造出中国式小型的狂欢节。在许多地方，自发而涌出的超女的粉丝们，高举起他们心目中偶像的照片，打出他们拥戴的标语，甚至出现将街道拥堵的热烈场面，以前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是申办奥运会成功、是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再往前数，是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布的时辰。总之，是从属于政治的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怀有超远的目标，而情不自禁或有组织地啸聚街头。如果说那种壮丽的场面也是一种狂欢，那是政治的狂欢。而超女的狂欢只是属于平民的狂欢，其沸点已经决然不同，将以往那种宏大叙事方式，经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的热炒与翻炒，重新书写成为私人性的无关痛痒的杯水风波式的卡通文本。
没错，超女背后是有商业化的运作，但这是一次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商业化运作并不都是十恶不赦，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使得双赢，又有什么不好呢？它不仅使得电视台、电信公司以及出资方都得利，也让那么多没有金钱没有权势甚至没有专业背景(有时难免荒腔跑板)的普通人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让那么多热情可爱(有时也会可笑)真诚洋溢甚至无所事事的人，有了宣泄情感并能够得到尊重而认可的欢乐场所。而这后一点，如同西班牙的西红柿节，那么多人在扔得汁水横流中的西红柿中得到了宣泄和欢乐，我们怎么可以责备他们在浪费西红柿呢？怎么可以责备他们不去欣赏比才的歌剧《卡门》而扔烂西红柿呢？一顶低俗化的帽子扣上去，多少有些失之简单。
更应该看到的是，众多粉丝参与这种类似电视游戏的“现付现玩”(pay－as－you－use)的形式，让他们在自己的付出与参与之后即刻就有了结果，这结果正是由自己主宰，而不再是那些正襟危坐趾高气扬的专家明星或成功人士充当评委而评定乾坤的了。这正是超女现象的得意之笔，它以来自民间的力量、世俗的语言，向传统森严的等级与秩序挑战，颠覆了央视垄断多年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的传统权威模式(如今逼迫得央视放下架子，“梦想中国”向超女靠拢也开始“海选”了)。原来的游戏规则放在那里，就是为了被打破；评委也还放在那里，则是被嘲弄被遗忘甚至被炒鱿鱼。按照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幽默的话说，这不过是平民对传统与权威的一次“文化游击战”。因此，作为大众文化，无论是作为超女形式，还是超女现象，还会披着各种色彩艳丽的外衣，一现再现。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宽容，并给予他们必要的理解，就像西班牙对他们的西红柿节，一直红火而从中获得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