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国家健康生产力与科学发展》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给论坛发来的书面讲话中提到，尽管新医改方案的公布与实施，并不表示未来医改设计已经完成。
他指出新医改不仅面临如何贯彻落实的诸多执行问题，还有不少领域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脚踏实地，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去解决。比如如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如何规范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环境，如何在政府主导下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发展，如何实现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等等。
医疗需求将更加迅猛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发言称，中国的医疗服务唯有加快开放，才能解决当前医改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分析显示，中国的医疗服务需求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自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用限价计算增加了约50倍，但是医疗服务需求增加了约78倍，其中个人用于医疗的开支增加了200倍。
但从供给方面看，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各类医疗机构的增长是76%，其中医院增加了一倍多，诊所增加了不到两倍，公共卫生机构增长很慢，医护人员增加了75%，其中护士增加了2.3倍，医生的人数增加了不到一倍。医疗服务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所谓看病贵、看病难就是这样一个统计数据的现实表达。
自2005年起医改进行了广泛的争论，但由于医疗体制的未来方向不明，医疗方面的各种机构、社会资本、医院改制差不多都停下来，等着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三年中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没有明显的缓解。
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改方案，特别部署了2011年之前这三年的行动方案，宣布要增加8500亿投入， 2/3补给需方，1/3补给供方，补给供方的部分主要用于组建基层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周其仁认为，“2/3补给需方，就是在原来医疗需求增长更快的力量上又追加了新的力量，把原来不看病的很多人覆盖到看病的范围内来。但是原来医疗服务与医疗需求就存在巨大缺口，以不到2到3倍的医疗服务增长，对应78到200倍的医疗需求增长，加大投入后缺口将更加扩大。我的看法是未来几年供求之间的压力不是会缓解，而是会加大。因为投給供方的1/3很多是用来修设备，但是设备不等于医疗服务能力，要形成看病的力量需要招募有经验的人员，训练和提高服务都要有一个过程，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要解决人们对医疗需求迅猛增长的压力，唯有扩大开放。”
必须扩大开放 满足医疗需求
扩大开放的内容，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让已有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充分的发挥服务的潜力，周其仁认为这方面仍有巨大的余地。“第一，我们的结构布置不合理，因为人口在流动，医疗配置人员却是按照原来不流动的格局配置的，所以医院服务的网点要重组，也要流动。《决定》里写了要让那些有品牌的大医院通过连锁增强服务，我认为这个政策要很好的贯彻。同时特别鼓励社会各种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扩大开放。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开放证明，它可以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情况下，大大增加我们对世界资本、技术、管理的利用。”
除扩大对外开放，还有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比如乡村医生多年在地方、村庄里经营诊所，获得了老百姓的承认，但在很多地方他们的服务是不能纳入医保报销领域里的，地方政府试图重新垄断，只有政府办的机构才能力纳入医保，这种情况也需要调整。无论是医疗的高端、低端、中端服务都要开放。”周其仁说。
取消“以药养医”需谨慎
医改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逐步解决“医药养医”的问题，对此，周其仁院长认为取消以药养医的前提是，靠医疗技术收入可以保证医生的合理收入，如果在前提不充分的情况下，“以技养医”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以药养医”已被取缔，医生的收入得不到保障，新的优秀人才将不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中来，原有的医务人员将大量流失，医疗服务将陷入长期的供给不足。
另外，医疗服务的价格制定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更加灵活。“我不认为我们的价格制定机关可以对医疗服务这么多样的项目，按成本定价的原则制定反映供求的价格，这是非常困难的。过去的经验是酝酿一轮价格调整需要十年，而十年当中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价格调整根本追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这些领域的改革，我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周其仁认为。
对于公立医院如何改革，周其仁的建议是，《决定》既然没有规定哪些领域不准改，就说明院长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探索改革的。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估计到形势的重大变化。
